0.05的视力，让他只能看到视力表的最两行，而且要站到特别近的地方才能看到。人站在他面前，他只能看清轮廓，但人穿的什么衣服、长得什么样，他都看不清。
从高中开始，郑荣权就有一个梦想：到盲人学校做一名老师。他用盲文试卷参加了普通人的高考，成为浙江第一个被普通高校录取的盲人考生；他努力学习各种课程，在南京市盲人学校的招聘考试中，取得了笔试、面试两个第一。
但梦想仍然难以实现。依据《2019年南京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公开招聘教师公告》，要想成为盲校教师，他必须通过体检，其中视力检测要求双眼矫正视力不低于4.8。
除了难以成为盲校教师，中国1700多万盲人的其他职业径也几乎被堵死了。他们被局限在推拿按摩这个狭窄的职业领域内，想要走出来，难上加难。
“这几年，中国盲协陆续接到过一些盲人投诉，反映他们无法获批参加全国教师资格考试，有通过考试的低视力者也无法通过教师资格体检。”中国盲人协会李庆忠说。
去年，李庆忠曾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在全国“”上呼吁修改相关标准，为包括盲人在内的残疾人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普通话考试等提供合理便利。
从今年4月第二次入职体检后，郑荣权的教师梦就陷入了僵局。哪怕他去应聘的是一家盲校，学生都是与他情况相似的盲人。
他至今记得2019年3月19日收到体检通知时的忐忑。此前，他报考了南京市盲人学校的教师岗，并已在笔试、面试中综合排名第一。
是学校通知他到南京市鼓楼医院参加入职体检的，视力检测是他唯一的担心。依据《2019年南京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公开招聘教师公告》，教师入职体检要参考《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推背图全文双眼矫正视力均低于4.8、有明显视功能损害眼病者“不合格”。
前去体检前，他特意询问了通知他的老师：“我的视力状况学校是知道的，关于视力的检查，学校是不是有特别的安排？”老师的回应是：没有。
郑荣权还是硬着头皮去体检了。查到眼科时，他告诉了医生自己的视力障碍。医生为他检测了视力并如实记录。结果在郑荣权的意料之内：视力不合格，无法进入下一个考察环节，如有可以复检一次。但复检后，还是不合格。
从体检的地方出来，郑荣权被南京盲校的老师告知，“我们只能按招聘公告的行事，你这种情况得等通知。”
这不是郑荣权在教师上遇到的第一重障碍。从2018年11月报考南京盲校起，就不断有人告诉他这条有多难：报了名也无法通过资格初审，通过资格初审也没法参加招聘考试，通过考试也无法通过入职体检。能走到入职体检这个环节，已经超出了许多人的意料，这背后除了郑荣权的，还有中国残联教育就业部等机构的介入。
等通知的这段时间，他想明白了一件事：在能否当老师的问题上，起决定因素的既不在于自己，也不在于南京盲校、南京市教育局或当地的某一个人、某一个机构。“所有人、所有机构都在照章办事，没人难为我。不过我的命运，已经不掌握在我的手里了。”
进入盲校小学时他就知道，像自己和哥哥这样的盲人，长大后很可能从事的职业是推拿按摩。因为他从小听到的盲人励志故事中，主人公都是自小进入盲校学习针灸推拿，毕业后成了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他们在家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的开了几家甚至十几家推拿按摩连锁店；有的光手下的按摩师就有上百人，年营业额上千万元。
每次听完这样的励志故事，都会有人告诉他，“你呀，要努力学习，将来像他们那样进医院或者开店。”
但郑荣权自小就是父母和亲戚眼中的聪明孩子，懂事、想法多，老师也觉得他很活跃。他并不喜欢推拿按摩这种重复性的工作，但“还是有的”。“哥哥从盲校的职高毕业后去医院做推拿师了，所以我想着将来进入大学学习按摩，自己将来最好也能进医院，或者开店。”郑荣权描绘着自己的未来：店要越开越大，名气越来越大，可能还要雇工人。
与初中毕业后选择读职高的哥哥不同，郑荣权因为成绩出色，考上了青岛市盲人学校的普通高中部。这是一所在全国特殊教育界非常有名的盲校，1993年受教育部、中残联委托承办了国内第一所盲人普通高中。盲人学生在这里，也可以学到普通高中的文化课程，学制、教材、课程设置等与普通高中基本一致。
但多年来，这里的学生毕业后只能参加“单考单招”，大学本科阶段只能选择大学、联合大学、医学院三所具有盲人招收资格的高校，读的也多是针灸按摩专业。这本是郑荣权该走的，直到高二下学期时，班主任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你们这几个成绩好的学生，难道考一个大学就够了吗？”
班主任的这句线日，教育部下发《关于做好2014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有盲人参加考试时，为盲人考生提供盲文试卷、电子试卷或者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予以协助”。这意味着除了单考单招外，盲人可以和普通人一样，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当年 6月，河南籍视障人士李金生就用盲文试卷参加了高考，成为全国首位参与高考的视障人士。
听到这个消息，本来没把升学考试放在心上的郑荣权开始复习，为高考做准备。他看到了推拿按摩之外的另一条：大学毕业后，他希望能到盲校做老师，“反哺培养自己多年的学校”。
2014年11月，郑荣权给温州市、浙江省教育部门写了申请书，申请用盲文试卷参加高考，并要求适当延长考试时间。2015年，郑荣权在浙江慈溪三山高中参加了高考，用的是盲文考卷，配了懂盲文的监考老师和单独考场。
2015年9月，他考入温州大学思政专业，成为浙江省首批使用盲文试卷参加普通高考并被普通高校录取的盲人。
与小学、中学时的盲校不同，温州大学的学生都是健全人，郑荣权是学校建校以来首位盲人学生。他和其他孩子一样，很努力地学习，很努力地写文章、参加辩论队、朗诵比赛，为他的教师梦做准备。
大四时，同学们都去实习了，郑荣权也找了一所普通中学实习。在一段实习教学视频中，他和普通教师一样利用投影设备教学，视力也能看到学生举手，与学生保持着频繁的互动与交流。
此外，他还特意申请到了浙江盲校的实习机会。在盲校，每个班级不超过15名学生，老师分为教学老师、生活老师两种。郑荣权体验的是教学老师岗，教了两周思想品德，一共上了7节课，还当了一回见习班主任，带学生排练了一出课本剧。
让他印象深刻的事发生在第二周，他给八年级同学讲授礼仪风采展示时，讲到了“笑的礼仪”。视障学生，尤其是全盲学生，对这种需要视觉参与的事往往没有概念，以至于缺乏内心认同。“极少数学生甚至会认为，我又看不见，礼仪这种需要做给人看的东西，对我没有意义。”
为此，郑荣权设计了一个教学环节：他请一名学生上台，先后带着微笑、不带微笑说了一句内容相同的话，然后让其他同学猜，哪句话是笑着说的，哪句话不是，并谈谈听两句话时的感受。
结果正如他课前预料的那样，全盲孩子对声音非常，很快就判断出了哪句话是笑着说的。他想通过这个方法告诉学生，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正如笑着说话和不笑着说话是不同的，礼仪也会影响个人形象和与人交往的各个方面。
盲校的孩子们对健全人社会的好奇，也让郑荣权动容。不同年级的学生向他提问，怎样在几万人的大学城里穿行，怎样和健全学生在同等条件下学习，怎样争取视障人士难以取得的优异成绩。
“这是我作为视障人士在盲校当老师的优势。”郑荣权认为，与健全人老师相比，自己更了解盲人的心理和生理需求。“我曾在主流大学学习过，能够更好地帮助孩子接触主流社会。”
但与健全人教师相比，盲人教师确实具有局限性。比如盲校是住宿制，学生自理能力较差，老师除了教学，还要代替学生外出购物，学生生病时需要全程陪护。“和健全人老师相比，我在这方面确实存在劣势。”郑荣权说，但在核心教学业务上自己没问题，“这些照顾学生的事情，其实我也可以和健全人老师配合完成。”
对此，已在盲校任教25年的廉中华表示，盲校老师各有分工，教学老师主要承担教学任务，学生的日常生活起居、劳动安排等则由生活老师负责。“所以盲人做教学老师，问题不大。”
“盲人教师确实更能理解盲人学生的需求。”退休盲人教师李任炜说，曾经有盲人学校在管理方面参照普通人学校，早上用声音很大的音乐叫学生起床。但盲校的学生走依赖听觉，要靠声音判断周围，放完全是一种干扰。“这就是用健全人思维往盲校教育上简单套用的结果。但凡学校有一位盲人老师在，就不会犯这种错。”
当时，浙江省没有在教师资格考试中准备盲文试卷的先例，所以2017年上半年，郑荣权向浙江省教育厅申请盲卷，未能获得积极反馈。
一次又一次的申请后，在的关注下，盲卷的事情得以解决，郑荣权也通过了考试，目前正在等待教师资格认定。但从那时起，他意识到这条通往教师梦的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他过五关斩六将一般迈过了层层门槛，终于还是在入职体检时被卡住了。
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在中国要想成为教师，必须通过教师资格认定、教师聘任阶段的两次体检。现行教、《教师资格条例》对两次体检均未做出具体要求，但教育部2000年颁布的《〈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教师资格认定必需的体检项目，由省级人民教育行政部门；一般情况下，各省教师聘任的入职体检也和事业单位的相关体检一样，基本参照2005年出台的《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下称《体检标准》）。
因为《体检标准》要求体检者双眼矫正视力不能低于4.8，所以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视障人士不能做教师，但他们被拦在学校大门外的事实很难改变。
“政策是一点一点变的，学校从具体从哪一年开始不再招收盲人教师的，记不清了。”67岁的李任炜说，他是在1997年左右获得教师资格的，那时政策还没调整。“我当时不仅有教师资格，教育部门经过考察，还给我认证了高级中学的高级教师资格。”李任炜说。
中国盲人协会李庆忠确认了李任炜的说法。他告诉新京报记者，目前，国内到底有多少盲人教师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就他所知，活跃的盲人教师有100多位，绝大多数都是在盲人学校教学。
浙江省盲校的音乐老师廉中华，便是这100多位中的一位。他1994年从大学特教学院毕业后，直接进入了浙江盲校。
“这么多年了，学生们都很喜欢他。”浙江省盲校校长蒋辉军说，廉中华对工作认真负责，自己也和学生一样住在学校里。
现在由于政策，年轻的盲人老师留不下、进不来。李任炜在盲校时教过一名成绩不错的学生，很想让他留校任教，但因为政策的，没能成功。“那孩子学得不错，学校也知道他是个很出色的学生，但就是不行。后来那孩子去盲人图书馆做校对了。”
对于类似的情况，蒋辉军也觉得惋惜。“你要说做代课老师，没问题，我们学校就能做主。可一旦涉及正式进入教师编制，不仅学校没有权限，教育部门、人事部门都要照章办事。所以好多条件不错的年轻人，来不了。”
师范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教育学部研究特殊教育培养的教授顾定倩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他认为，现行教师资格考试政策忽视了残疾人，导疾人在申请教师资格上处于被机会或处于处境不利的状态，也间接导致老龄盲人教师后继无人。
2016年，顾定倩曾对全国 31个省区市的144 所特殊教育机构进行了有无残疾人教师、残疾人教师有无教师资格证的问题进行了调研。他发现，有18所盲校/盲生部没有盲人教师，其中不乏在中国盲教育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学校，“这种状况是不符合特殊教育工作自身特点的。”
“不说100%，可以说99%都是在走（推拿按摩）这条。”蒋辉军说，视障人士从事推拿按摩确实有优势，因为他们对人体、部位的记忆往往比健全人更清晰，工作的时候也会更投入。
此外，国家从1955年就开始扶持盲人按摩行业，希望为视障开辟就业门，几十年政策引导下，整个社会对盲人按摩的接纳程度比较高。不少盲人靠推拿按摩自食其力，既养活了自己，又让行业得到发展。
但与此同时，视障人士的其他就业途径几乎已被堵死。郑荣权在考虑自己的职业径时曾做过梳理：几乎全国所有盲校的职业高中部，都只有按摩一个专业；各地残联开办的针对盲人的培训班，几乎只培训按摩。
广西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莫也在2016-2017年做过题为《指尖上的舞者：盲人按摩师状况考察——基于广西南宁市37名盲人按摩师的个案》的调研。调研中，不少盲人按摩师表示并不喜欢从事推拿按摩行业。“不喜欢又能怎样呢，只能喜欢。”一名盲人按摩师说，因为从身体状况、教育情况、政策导向的角度看，这是唯一“适合”盲人从事的职业。
李任炜在盲校任教时，创办了国内首个盲人钢琴调音专业，培养了200多位盲人钢琴调音师。他原本想着，视障人士的听力极其敏锐，这是一个可以发挥优势的专业，或许能为大家开辟一条新的职业道。
但事与愿违。“盲人能做吗？”他回忆着当年受到的质疑，甚至有人说，“盲人都在用手摸着干，钢琴不怕被他们摸坏吗？”李任炜说，只有盲人做得比健全人更好时，才有可能被社会承认，“如果你调得和健全人一样，谁请你啊？万一来的上你被撞了呢？”
李任炜的学生陈燕，就遭受过类似的质疑。从盲校毕业时，因为琴行不信任盲人调音师，她处处碰壁，无奈之下还做过推拿按摩师。她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每次上门给人调琴时，调音、试弹完毕才告诉对方自己是盲人。
如今，李任炜退休7年了，还在传授盲人钢琴调音技巧。他急着把这门手艺传下去，让盲人多个出。但自己的徒弟因为是盲人，在学校里留不下；有学校请过健全人技师来校开课，结果却不理想。
“其实盲人能做的职业还有很多。”蒋辉军说，这两年，浙江盲校在课程设置方面尽量增加音乐类课程的比重，还增设了不少器材，但从总体上看，全国各地的盲校在职业培训方面仍以推拿按摩为主。
2018年，李庆忠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在全国“”上呼吁，大量实明盲人可以胜任教师工作，且盲人教师在盲校还有一定优势。他修改相关标准，为包括盲人在内的残疾人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普通话考试等提供合理便利，让盲人实现教师梦。
4月15日，南京盲校人事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学校始终照章办事，目前在等教育部门的“通知”。而南京市教育局曾于4月16日对表示，市教育局、人社局、残联等部门已对郑荣权的问题开会讨论过一次，具体解决方案仍在商讨。
“我希望能成为一名盲校的思政教师，让那些和我一样的盲人学生们相信，……只要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自尊自信、自强自立，一样能融入主流社会，和健全人一样拥有精彩的人生。”2017年10月，郑荣权在文章《在中追寻——我的盲校教师之》中写道。
“大家都知道海伦•凯勒是盲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她的老师安妮•莎莉文也是视障人士。”郑荣权说，直到现在，他依然自己会成为一名盲校教师。“我这次不一定能成，但还会有人试图去打破这个东西。我很有自信，一年两年，很快就会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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