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来，各地区一流大学招生公平性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本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构建了一流大学入学机会指数，并对2008年至2015年间31个省市地区一流大学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一流大学总体的入学机会有所提高；西部地区获得了较多的招生名额，但由于当地高考报名人数的增加，入学机会的实际增长幅度并不大；此外，受到各地区适龄人口数和高考报名人数差异扩大的影响，地区间入学机会的差异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研究进一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入学机会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招生名额的调整对入学机会的改善贡献较弱，而经济发展的变化成为入学机会提高的重要原因，进而导致地区差异的进一步扩大。
原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年第四期“调查报告”栏目，第52-65页
江苏省和湖北省因划拨省内高考招生计划名额给部地区引起了考生家长的不满，事件凸显了社会对各地区高考招生的公平性问题的关注。近几年，我国高等教育在“规模”上的扩张速度逐步放缓。伴随着国家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以及对提高教育质量的高度重视，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关注点也随之转向高质量大学的机会公平。
教育公平具有起点意义的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为缩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区域差异，2008年教育部开始实施“支援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①；另一方面，2008年教育部明确要求部属高校要压缩本地生源比例，各部属高校在属地的招生计划比例一律不得提高，超过30%的应逐步回调至30%以内②；2015年教育部再次发文要求“部属各高校严格控制属地招生比例，通过增量安排和存量调整，在2014年分省计划基础上适当增加11省的常规生源计划，不得调减③。这些举措显示了均衡各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特别是一流大学入学机会的决心。
那么，随着以上政策的推进，我国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地区之间的差异呈现了怎样的态势？是否产生了一定的均衡效果？为了更好地衡量我国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本研究首先对入学机会指数进行了构建，然后结合2008年至2015年各地区数据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发现，总体上考生获取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均有所提高，其中部地区获得的招生计划数逐年增长，但由于西部地区的高考报名人数也逐年增加，政策对入学机会的均衡效果并不明显。此外，没有受到政策支持的个别省份（如广东、海南、重庆和四川），随着高考报名人数的大幅上升，入学机会有所下降，与其他地区入学机会的提高相。从地区差异上来看，除了2015年地区差异有所回调外，总体上地区差异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其中，东部地区的发展趋势与总体趋势最为相似，东部各省在招生计划数、适龄人口数和高考报名人数上的差异均有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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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了解入学机会提高的影响因素，对后期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受到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我国各地区之间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严重不均衡，地区之间存在着禀赋上的差异。已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具有向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基础较好的家庭高度集聚的特征（乔锦忠，2007；丁小浩，2006）。利用面板数据的特征可以进一步控制不同地区的禀赋差异，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地区禀赋差异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解释入学机会的提高依然具有显著的作用，而经济发展速度则成为地区间入学机会不均衡的重要原因。目前政策上对招生计划的调整，不论是对入学机会的提高还是对地区差异的缩小，其贡献作用都较为有限。
研究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简要概述了本文一流大学入学机会的整体情况；第二部分主要针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相关文献进行评述；第三部分详细解释了一流大学的划分、指标的选取、指数的构建以及相关的数据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主要对我国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和地区差异进行了描述；第五部分为影响因素分析；最后是总结和政策。
对于地区差异的分析，已有研究都选取一个单一指标进行衡量，主要采用的指标为高考报名录取率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两种。其中高考报名录取率主要反映了地区实际录取人数与报名人数之间的比例，这一指标体现了各地区高考的难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杨江华，2014），也是进行招生名额划分的主要依据；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本省高校在校生人数或招生人数占适龄人口数的比重，这一指标以国家内部的人口单位进行折算，能够较好地衡量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然而，两个指标都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高考报名人数受当地人口规模、基础教育水平以及高等教育资源的影响较大。对于高等教育资源和基础教育水平薄弱的地区，相对较少的高考报名人数，可能直接导致高考报名录取率的提高（刘精明，2007；杨江华，2014）。王少义、杜育红（2013）认识到了这一缺陷，并对其进行了修正，认为当年入学率即录取人数与18周岁人口数之比就能够较好地测量各省份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由于各高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招生和录取，统计的在校生人数为全国各地区考生在本省上学的人数，招生人数则为全国各地区考生被本省高校招收的人数。因此，简单采用招生人数会忽略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的招生过程，难以衡量地区考生获得的上大学机会。刘精明（2007）在其研究中构建了一个替代性指标——年度毛录取率。他选用各省当年在本地和外省接受高等教育的录取人数作为，比原有的毛入学率更能够直接测量地区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由于家庭迁移或人口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受限于户籍所在地进行高考的制度性要求，衡量户籍适龄人口数将高度影响对入学机会衡量的效度。大部分研究受到数据的，采用常住人口数或高考毕业生人数来衡量适龄人口则具有较为明显的测量偏误（刘精明，2007；杜瑞军，2007；李立峰，2010）。特别是对于上海、和天津等人口净流入的一线地区，入学机会将有可能被严重高估。
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大规模扩招后，入学机会以及地区差异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都肯定了扩招对增加区域入学机会公平的突出作用。刘精明（2007）通过对1999年至2006年各省市毛录取率的测算，发现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总量上迅速扩大，地区差异呈现出稳定而持续地缩小趋势；杨江华（2014）在研究了2006年到2013年的基本情况后发现，近几年我国高考录取率增长迅速，对于考生来说，上大学也不再是难事。高考录取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于部地区，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在逐年减小。
有关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学者普遍根据各高校在各省市的计划招生人数和人口分布情况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地区间不平等较为明显，其中存在向经济发达和民族政策实施地集聚的现象。东部地区，特别是京津沪地区，在一流大学入学机会上处于绝对的优势；西部民族地区受到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影响具有较高的入学机会；中部地区和人口大省则相对落后（乔锦忠，2007；陈耐帅，许友谊，2014；杨江华，2014）。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则在于重点高校存在招生属地化问题，也就是说部属大学的招生计划日益向所在地省市倾斜（司洪昌，2007；陈耐帅，许友谊，2014）。
此外，在已知地区之间既定差异存在的情况下，了解地区差异的历时变化，则能更清楚地知道这些差异是否得以改善。杨江华（2014）根据2006、2009和2012年的重点大学录取率和九所“985工程”高校的录取率进行研究，发现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在入学机会上的差异，不但没有像总体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那样逐年缩小，反而有逐年扩大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地区之间优质入学机会的差异在固化和进一步加剧。
总结已有研究可以发现，研究者们通常采用是否为部属院校、是否为“985工程”或“211工程”高校对优质或者重点大学进行划分；采用多种不同的单一指标衡量入学机会；而多数研究都对数据进行了简单的推测和描述，对产生问题的原因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
结合目前我国统筹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方向，本研究首先采用国内和世界高校的第三方排名，对一流大学进行科学地界定。同时，对各地区入学机会进行了较为科学的指数构建，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参考价值。此外，还针对后扩招时期2008-2015年的数据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具有数据上和方法上的创新性。
已有研究通常采用部属高校、“985工程”或者“211工程”高校对“重点”或者“优质”大学的范围进行划分。这种划定标准多基于政策的需要，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划分方式并不是高校教育质量的最直接反映，同时也难以体现高校质量的发展和变化。
结合2015年我国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本研究首先综合了2011年到2015年国内外权威高校排行榜，对一流大学进行了较为客观地划定。表1给出了划定的一流大学及其划定标准。表中的一流大学至少应具备以下入围条件中的一项：
如下表所示，2011年到2015年国内的平均排名与世界排名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最终划定的34所一流大学，既满足了我国优质高校的标准，同时最有潜力在未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些大学都是部属院校，且绝大部分都是“985工程”高校，只有华东理工大学不在此列。从国内排名来看，华东理工大学排在第34名，其国内教育声誉和教育质量评价要高于其他未上榜的“985工程”高校；从国际排名上来看，可以发现在2015年世界四大排行榜中，华东理工大学分别入围了QS世界大学2015的前500、泰晤士THU的前400和上海交大的ARWU的前500排名，由此可以看出近期国际排名对这所学校教育质量的认可程度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可见，“985工程”名单并不是衡量高校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随着各所院校的发展，非“985工程”高校也可以获得国内和国际上的一致认可。
为充分体现各地区高考报名、招生和录取工作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重要作用，研究集中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因素可具体分为三个部分。
不同地区的录取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区整体的教育水平和人才培养能力，是了解本地入学机会的关键标准。一流大学在各地区招生名额的分配决定了各省考生所能够获得的录取机会。
受到各地区人口流动特征的影响，本研究对一般的毛入学率指标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改良，命名为适龄人口录取率。该指标与刘精明（2007）构建的年度毛录取率相似，针对一流大学所投放在该地区的招生计划数作为录取人数的衡量指标。
与刘精明（2007）的指标构建不同的是，本研究在选用适龄人口指标时相对谨慎。为了更准确地对参加高考的适龄人口进行推断，本研究假设，在小学阶段，发生跨区域流动的比例较小，而大部女的跨区域流动都发生在初中阶段。这一阶段发生跨区域流动的学生，在进行高考时依然需要回到小学毕业所在省份进行高考。可以推断，小学阶段的毕业生数与日后参加高考的学龄人口最为吻合。因此，本研究最终选用了该各地区2002、2005、2008和2009年的小学毕业生数对他们6年后18岁的适龄人口进行推断（2008、2011、2014和2015）。数据表明，采用这一指标与采用这一群体18年前的出生人口数量进行估算的指标结果较为一致。
高考作为一种选拔的手段，其本身的合和科学性，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必要前提。在各地区“分省招生”的情况下，不同地区上大学的难易程度，实际上体现在各省招生计划中。在地区高考人数固定的情况下，一流大学投放在该地区的招生计划越多，说明这一地区获得的入学机会越大。
不同省份高考报名人数的多少，则与地区基础教育水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国实施“两基”攻坚计划以来，为了能够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各省份在基础教育上都认真制定措施切实保障“两基”攻坚计划顺利实施。特别是部一些基础教育落后的地区，在2006年以后，初中的毛入学率均有大幅度地提高，甚至超过了原定规划数。如重庆地区的初中毛入学率规划指标为99.4%，实际指标高达108.25%。④随着基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省高中的毕业生数也有所增加，高考报名人数也随之增加。
高考报名录取率是指在该地区参加高考的人数中有多大比例的考生可以被一流大学录取。这一指标实质上能够突出反映当地高考的难度。但是该指标并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适龄人口的规模和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差异性。因此，单独采用这一指标衡量入学机会则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
各地区高等教育资源和机会的供给能力，是地区入学机会的重要表现。对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当地考生通常也能够获得较高的入学机会。由于招生机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分配，当地招生机会越是更多地服务于其他地区，说明当地所提供的招生机会具有高度的外溢性，即：
本地一流大学的总招生人数，体现了当地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水平；一流大学投放在该地区招生计划数，实际上为各地实际可能被录取的人数，体现了当地实际享有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招生外溢水平这一指标体现了当地高等教育供求之间的关系。招生外溢指数的数值大于1，说明当地的高等教育供给机会大于实际的录取机会，高等教育机会的供给存在一定的外溢性；数值小于1，则说明地区提供的高等教育机会较少，大部分的学生需要选择去外地获得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地区的高等教育供给不存在外溢性。
需要注意的是，这三方面的因素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以、上海和天津为例，由于这些地区是高等教育资源主要的集聚地，其招生外溢水平相对较高。与此同时，在“分省招生”的政策下，这些地区具有较为明显的属地化招生倾向，当地的考生可以进一步享受到资源和政策的红利，获得较多的一流大学招生计划。尽管这些地区的高考报名总数也相对较高，但并不影响其报名录取率和适龄人口录取率在各地区中的相对优势。
表2总结了所有二级指标的数据来源。其中高考的报名总数和实际录取人数主要选自于《中国教育考试年鉴》。为尽可能各省入学机会推断的全面性，研究将时间划定在2008、2011、2014和2015年。其中选取于《中国教育考试年鉴》（2009和2012）的数据主要反映的是2008和2011年的实际录取情况；2014年和2015年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各大网站，尤其是当地考试招生网站对当年录取情况的报道；一流大学在全国各地区的招生计划数则选自于34所高校的官网和主流。其他二级指标则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分省年度数据。
本研究以李佳、常桐善（2013）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为参考，对地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指标体系进行构建。结合影响入学机会三个方面的因素，研究选用了三个指标分别进行衡量。主成分分析过程如表3。如表所示，二级指标均有较高的负荷水平。按重要性排序，承载负荷的指标依次为适龄人口录取率、高考报名录取率、招生外溢水平，其因子负荷分别为0.91、0.94和0.84。根据二级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并通过正交旋转提取出与三个因子高度相关的公因子作为入学机会指数。主成分因子的特征值为2.44，能够解释总方差的81.39%。Kaiser-Meyer-Olkin的检验结果为0.679，因子分析有效性适中，Bartlett球型检验通过，说明采用因子分析具有一定的效度。
表4给出了各地区的二级指标以及总体入学机会指数的平均水平。在三个二级指标中，适龄人口录取率反映了地区整体的教育水平和人才培养能力。我国一流大学适龄人口录取率较高的地区有东部的上海、、天津、浙江，中部的和西部的重庆、青海、，其适龄人口录取率都在1.00%以上。也就是说，每100个适龄人口中约有1名考生可以获得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高考报名录取率体现了当地高考的难度，给定报名人数后被录取的考生比例较高的地区有东部的上海、、天津、浙江，中部的和西部的重庆、青海。招生外溢水平则体现了当地实际提供的高等教育机会，排在前位的地区有东部的上海、、天津、广东，中部的湖北、、湖南和西部的重庆、陕西、甘肃、四川。
基于各地区的数据，本研究获得了我国一流大学入学机会的总体发展趋势。如图1所示，从整体上讲，我国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指数在2008年至2015年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均值从2008年的97.163增长到2015年的101.61。课题相关结果显示，在不考虑高等教育质量的情况下，我国总体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指数从2006年的84.0大幅提高到2014年的110.9，八年间的增长幅度为32%（曹妍，2016）。相比而言，一流大学入学机会指数的增长速度则明显放缓，其增长幅度仅为4.57%；另一方面，我国入学机会的变异系数在2008年到2014年间逐年增大，2015年有所降低。这表示，不同地区所获得的进入一流大学的机会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在2008年到2014年间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直至2015年才有所缩小。2015年差异的缩小可能与教育部对“招生属地化”的严格以及对生源计划的调整有一定的关系，政策是否确实有效，依然有待后期数据的验证。
表5和图2分别给出了2015年各地区一流大学入学机会的分布情况及其在七年间的发展趋势。根据图表信息可以发现，总体来看，各地区的一流大学入学机会仍存在较大差异。截止到2015年，上海、天津和在一流大学入学机会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处于各省前三位。东部的福建、浙江，中部的、湖北、湖南、和西部的重庆等地区的一流大学入学机会指数也排在前位，这些地区中的一流大学数量并不多，但这些大学在名额分配上则更倾向于向本地考生倾斜。以浙江为例，2015年浙江大学在浙江省的招生计划为2 360人，占总招生计划的比重高达53%。招生属地化倾向带动了浙江一流大学入学机会的提升。
通过分析31省在各年度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虽然各地区总体上获得一流大学入学机会的时间变化趋势不大，但2008年、2011年和2015年的绝大部分地区的入学机会都有或多或少的提升，增长幅度不尽相同。东部地区入学机会的增长幅度仍然较为明显，其中天津（18.78%）、（12.41%）、福建（8.61%）和（8.54%）的增长较为突出；中部地区的增长幅度次之，其中得益于大学的大规模合并，其增长速度高达12.99%，湖北地区增长幅度也相对较高；西部地区入学机会增长较大的省份有、贵州和陕西，增长幅度依次为5.95%、5.27%和4.51%。
个别省份，在这七年间入学机会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这些省份分别为海南、重庆、广东和四川。根据数据显示，一方面，这些地区在七年间的高考报名人数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海南25%、广东20%、重庆35%、四川14%）；另一方面，一流大学投放在这些地区的招生计划并没有因其报名人数的增加而进行适当的调整，进而导致被一流大学录取的难度有所增大。
为了进一步了解不同区域的入学机会差异，本研究对比了东、中、西部地区的入学机会特征。如图3所示，总体上看，各地区获得一流大学入学机会的均值随着时间的演变呈现上升的趋势，表明各地区的一流大学入学机会逐年增长，东部地区高于部地区。
从分指标来看（图4），整体上东部地区的一流大学招生计划、适龄人口数和高考报名人数都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当地的一流大学在全国范围内的招生数量逐年提高。数据表明，尽管投放在东部地区的一流大学招生名额有所下降，但得益于高考报名人数和适龄人口数的减少，东部地区入学机会依然保持了稳定的增长；中部地区的适龄人口数和高考报名人数也呈现出相同的减少趋势，但投放在中部地区的招生计划增加，从而解释了为什么中部地区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会有所上扬。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表面上看，受到招生名额投放的倾斜，西部地区的招生计划确实大幅上升，当地的适龄人口数与全国平均情况相似，呈现出逐年递减的态势。然而，随着地区基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高考的报名人数则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与此同时，在西部地区当地一流大学数量较少的情况下，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招生规模逐年递减。也就是说，尽管西部地区获得的招生计划具有大幅度的增长，但由于地区高考报名人数增加，当地的一流大学招生规模下降，西部地区招生名额的倾斜作用被稀释，实际获得的入学机会的增长幅度并不大。
此外，研究采用变异系数考察入学机会在地区之间的差异。如图3所示，东部地区的变异系数与总体入学机会的变异系数相似，在2008年到2014年间逐年增大，2015年有所降低。这说明，东部各地区适龄人口能进入一流大学的机会存在着差异性，这种差异在2008年到2014年间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直至2015年，地区差异才有所缩小。具体来讲，东部除了本地一流大学的总招生数各省差异逐年下降以外，适龄人口数、高考报名人数以及招生计划数在各省之间的差异都在不断增加（见图5）。中部地区的变异系数略有波动，从整体上来看，相比2008年，2015年变异系数存在小幅度增长（增长0.02），表明中部各省获得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差异相对波动不大。从分指标中也可以看出，七年间中部各省在本地一流大学招生规模和高考报名人数两个指标上的差异基本持平，在适龄人口上的差异有所扩大的情况下，各省获得的一流大学招生计划数差异大幅缩小；西部地区的变异系数总体上则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中各省获得的一流大学招生计划的差异性缩小幅度明显，其他指标各省保持相对一致的发展态势，因此导致西部地区入学机会在各省的差异逐年缩小。
基于前期的研究可以发现，虽然一流大学入学机会总体上有所提高，但各地区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为了进一步了解一流大学入学机会的影响因素，研究结合已有的31个省份2008、201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由于各地区的经济、人口以及高等教育资源都存在着既定差异，且这些差异不随时间发生变化，因此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方法，对不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因素加以控制，试图研究在差异既定存在的情况下，一流大学入学机会的提高主要是由哪些因素的变化引起的。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下标i表示各个省级地区，t表示所在年份，Opportunity Indexit为前期构造的一流大学入学机会指数，Xit表示自变量的向量集，其中依次加入一流大学投放的招生数（对数形式）、本地一流大学的总招生人数（对数形式）、地区生产总值（对数形式）、地区18岁适龄人口数（对数形式）。μi表示各地区不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因素，如当地经济、人口、教育水平和高等教育资源等地区禀赋；εit为随机误差项。
表6给出了固定效应模型的研究分析结果。如表所示，从模型1-4的一元回归方程可以发现，控制了各地区差异后，一流大学投放的招生数、本地一流大学的总招生数、地区生产总值和适龄人口数都会显著地影响到入学机会的提高。模型5则在控制了经济和人口后，进一步考察了目前实际上招生分配政策过程中招生计划的分配和本地招生数量的提高所产生的作用。
研究表明，在一个地区经济和人口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对该地区投放的招生计划能够显著地提高当地的入学机会，招生计划每增加1%，入学机会指数将提高10.66；本地一流大学的总招生数也有可能提高入学机会，但其显著性水平并不高。其次，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以及适龄人口数的降低也能够显著地提高入学机会。
此外，各因素变化对总体一流大学入学机会指数变异的解释力度，反映了各因素对入学机会的实际贡献。图6对比了表6的组间和组内解释力度，可以发现，当我们关注地区之间的差异时，地区生产总值的地区差异对于解释入学机会地区差异的贡献最大，其解释力度高达52.1%，其次为本地一流大学招生人数（27.9%）、适龄人口数（23.9%）和各地区一流大学投放的招生计划数（1.7%）。这表明，各地区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较大，其主要的影响因素来自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以及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招生计划数的变化产生的作用是微弱的。
当我们控制了地区差异，进一步考察地区内各因素变化情况对该地区入学机会产生的影响时，适龄人口数的解释力度达到最大（39.9%），然后依次是地区生产总值（18.6%）、本地一流大学招生人数（12.9%）和各地一流大学投放的招生计划数（2.2%）。也就是说，当我们承认这些禀赋差异既定存在后，控制了这些差异，依然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对入学机会的提高产生了积极作用。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成为各地区一流大学入学机会提高的一个加速度，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其入学机会就越高。随着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越大，各地区入学机会的差异也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此外，目前的政策为了进一步降低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主要通过调整高校投放在各地区的招生计划数。研究表明，尽管招生计划数的增加能够显著地促进入学机会的提高，但这一因素对入学机会提高产生的贡献并不明显，且各地区招生计划数的差异对于解释入学机会差异的作用也相当有限。
本研究以入学机会指数的分析和构建为前提，采用2008、2011、2014和2015年31个省市地区的数据进行研究。通过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描述性分析和分析，可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总体上，我国一流大学入学机会逐年上升，但增长幅度不大。从整体上讲，我国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指数从2008年到2015年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西部地区获得了较多的招生计划名额，但受到高考报名人数增加的影响，加之当地的一流大学招生人数在下降，实际获得的入学机会的增长幅度较小，招生名额调整的作用较为微弱。
第二，一流大学入学机会各地区差异逐年扩大的趋势在2014年后缩小。地区间入学机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上海、天津和在入学机会上始终具有明显的优势，处于前三位。东部地区的内部差异最为明显，主要原因在于各省份在适龄人口数和高考报名人数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此外，由于相关的补偿和倾斜政策以部地区为主要对象，那些没有受到政策支持的个别省份（广东、海南、重庆和四川），在高考报名人数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入学机会有所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的内部差异。
第三，招生名额的调整对入学机会的改善贡献较弱，经济发展的变化成为各地区入学机会提高的重要原因。研究进一步利用面板数据对入学机会和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提高一流大学在本地投放的招生计划数能够显著地提高当地的入学机会。然而数据表明，无论是对于目前入学机会的提高，还是对于各地区间入学机会差异的分析，招生计划数的贡献都较为有限；相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仅对解释地区间入学机会差异具有重要作用，对解释地区内部入学机会的进一步提高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
国进入后扩招时期，一流大学入学机会指数逐年上升，了绝大多数的适龄人口在起点上获得公平的入学机会，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在我国“支援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政策开展之后，部地区所获得的一流大学招生计划数量得到了大幅度地提高，同时西部地区之间在招生计划上的差异也在逐步缩小。然而，综合各项因素后却发现，政策获得的效果并不理想。就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及地区差异方面，我们提出如下几个方面的：
一直以来我国在宏观政策上对弱势地区入学机会的补偿和倾斜往往简单地以东、中、西部的划分为依据，却忽略了入学机会在区域内部的差异。例如没有受到政策支持的个别省份，如广东、海南、重庆和四川，这些地区由于高考报名人数大幅上升，导致入学机会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简单以区域划分作为政策标准的方式，可能有利于个别地区入学机会的提高，但却有可能导致地区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扩大，从而降低了入学名额分配产生的均衡作用。如已有研究显示，目前的名额分配具有高度的人为化痕迹，表面上为降低差异而进行的名额划分方式，实际上可能会给个别地区带来更大的不公平（刘海峰，李木洲，2014；窦心浩，2014）。为总体入学机会增加和地区差异缩小目标的实现，笔者能够逐步弱化以东、中、西部区域划分为标准的招生模式，因地制宜地以地区实际入学机会水平作为划分招生名额的主要标准。
第二，综合考虑地区适龄人口数、高考报名人数、本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等多项指标，对招生指标进行合理地划分。
对招生计划进行合理划分往往会存在较大的争议。目前的分配方式仅仅考虑录取率，实际上并不科学，它忽略了适龄人口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后期招生指标分配应该利用大数据优势，同时结合历史数据，综合各地区的适龄人口数、高考报名人数、高等教育资源状况以及基础教育水平等多项指标，对院校招生进行合理科学的分省定额。具体操作可以地区适龄人口数为核心变量进行建模，结合其他影响入学机会水平的各因素设定科学权重；同时，控制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本地高等教育资源情况，对入学机会进行适当地调整，对于实际入学机会较低的地区，进行适当的政策倾斜，以确保在提高入学机会的基础上缩小地区间的差异。
回归结果证明，在考虑到各地区本身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禀赋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本地一流大学的招生总数增加越多，可能提供给当地考生的机会也越多。目前的政策都在严格控制部属院校属地招生的比例，然而，为更好地降低地区之间的差异，针对属地招生的问题可区别对待，从而使其成为招生政策向弱势倾斜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对于入学机会较高的地区，可按照已有政策方向进一步严格控制本地招生比例。而对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较少的地区，放宽其对本地招生比例的将会有利于当地入学机会的提高，从而更好地让入学机会较低地区的优质资源为当地服务。
以西部地区为例，由于西部地区所拥有的一流大学资源本来就极为稀缺，而数据证明，2008年到2015年间，西部地区的本地一流大学的招生规模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进而对西部地区入学机会的提升形成阻碍。因此，在一流大学资源比较稀缺的地区，应当适当扩大优质高校的招生力度，充分发挥优质资源在当地的辐射和扩散作用。
从供给侧着手，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将有利于带动更多的大学进入一流行列。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加快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的统筹推进，以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为重点，让越来越多的高校进入世界排名的前列。（2）促进学生选择的多样化，缓解考生对一流大学的单一追求。各地院校应办学特色上的多样性，充分发挥院校学科和专业的已有优势，提高各高校不同专业和学科的竞争力水平。（3）从就业市场上来看，我国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缺失较为严重，已有的高水平职业技术学校却始终存在招生不足的问题。大力推进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产学研合作，将有利于形成良性循环，缓解院校、就业市场和学生三方面的矛盾。（4）对于高等教育资源薄弱的地区，中央应充分发挥统筹调控的职能，采用配套补贴或专项经费投入等方式，鼓励和带动优质地方院校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