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从而影响着经济行为。中国人自古便知道“夫有家有国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可说是最古老的“家庭经济学”。
亚当·斯密《原富》第一册第一章列举的劳动分工的三大优越性，在今天的经济学语言里可以转述为：(1)分工节约了劳动者在不同工种之间转换工作的时间；(2)分工经由专业化使劳动者得以积累人力资本；(3)分工增加了创造工具的机会，加速了物质资本的积累。
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是劳动时间在不同工作之间的安排问题，包括夫妻之间的分工节约了劳动者在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不断转换所付出的时间。从这一点出发,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家庭论》一书的主旨。
贝克尔对家庭的研究始自他对劳动时间的研究，后者又叫做“全部时间收入概念”。这是基于学派对消费者选择模型的理解之上的。此前的消费者选择模型把消费者视为单纯的工资收入下的商品购买者和消费者。学派的看法更为复杂：消费者事实上是先自己掌握的资源——最重要的资源是劳动时间，然后才有能力到市场上去购买消费品。最后，消费行为不仅仅是购买消费品，还应当包括消费品与消费者的劳动时间通过家庭生产过程结合为最终效用。因此任何一个消费者其实都是其消费服务的“生产—消费者”。在这样的“生产—消费”模型里，消费行为变得高度复杂起来，足以解释个体的一切经济选择，以致贝克尔终于可以进一步去解释家庭的“社会学行为”——那些传统上是由社会学家们研究的家庭行为。
在家庭的社会学行为当中，最典型的是婚姻。家庭之为基本社会单位，其诞生的古典理由就是婚姻。贝克尔在婚姻的人类学解释和社会学解释之上，增加了经济学的解释。
婚姻的经济学理由在于不同性别所造成的专业化优势可以通过家庭契约得到充分的发挥。所以,一般而言,生意上成功的男人与温柔而有教养的女人结婚；受过高等教育的男人与控制了丰富资源的女人结婚；事业型女人则与家庭型男人结婚。尽管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视角受到许多学者的,但它毕竟为社会科学增加了一个视角。
贝克尔家庭经济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突破是为现代社会生育率持续下降提供了(不同于人口经济学家提供的)经济学解释。他证明,如果孩子的养育必须占有父母时间的一个固定不变的比例,那么,随着经济发展和父母工资的增长,养育孩子便显得越来越贵,从而父母会倾向于养育较少的孩子同时倾向于提高这些孩子的素质。这就好像当邮资增加了几倍以后,平均而言你发信的数量会减少,而每一封信所包含的信息会增加。
对父母养育孩子的行为的经济学研究最终把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推广到所谓“王朝效用函数”以及与此关联的父母的“利他主义”行为等方面。这是当代主流经济学研究热点之一。选择模型的运用在这里可谓达到“极致”的境地,以至于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选择模型自身的危机。
人类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当“选择”假设被推广到极端地步时,“”概念本身的界定就成了问题。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一方面需要借助经济学知识,另一方面也要借助其它社会科学的知识,同时,还要具有人文学的眼光。
今年6月我去采访贝克尔教授的时候，谈到关于“”的极端化问题,贝克尔坦率地对我表示：“只要现实生活提出新的问题,经济学家随时准备放弃理论假设；毕竟,假设不是。”■
财新传媒学术顾问，财新网“丁丁随笔”专栏作家，《新经济学评论》主编。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返聘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薄熙莹黄菊自杀真相研究中心主任及学术委员会。著有《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经济的限度》《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行为经济学讲义》《新经济学讲义》《行为经济学要义》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