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年前，哥白尼发现太阳中心说后，没文（当时也没有学术期刊可以文），却把他的发现写成一本书，在临终前正式出版。
1911年，荷兰物理学家卡米林·昂内斯（Heike Kammerlingh Onnes）首次发现了超导之后，实验结果发表于莱登大学的学报。
之前，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已发行了首个学术期刊《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卡米林却没把稿子投过去。
超导发现前6年，当爱因斯坦把狭义发表于期刊《物理年鉴》前，他把自己的研究结果与相熟的朋友进行了讨论。
论文数量的快速增加跟写作方式的技术进步有关。1970年代前期，论文手稿要用打字机一个个字敲出来，所以，“高产”的物理学家每年只出几篇论文。能够每年出7、8篇或更多文章的，是70年代末个人电脑普遍化之后的事情。
在现代的私人企业，比如IBM，有些研究只在内部刊物发表，有用的重要根本不发文章，只申请专利，更重要的甚至连专利都不申请，为了严格保密。所以，有了研究不一定要发表。
诺贝尔物理获得者费曼很多硏究结果，做完就放在抽屉，不发表（他认为这些结果不够重要，发这种文章是浪费时间和生命）。系里有些学生兴高采烈的去找费曼，告诉他自己刚做出的得意结果；费曼慢条斯里的从抽屉把几页纸拿出来，说自己早做了，学生只能败兴而去。
这个来自古希腊关于科研目的的传统，是国外绝大部分好科学家的共识，在国内1980年代以后，由于老将凋零、人才断层，渐鲜为人知。
从事科学研究，为什么要文，一般人以为是为了促进学术交流，这是错的。文其实是为了获得“首发权”，抢得作者在学科发展上的历史定位。
如果文只是为了促进学术交流，卡米林为什么不把他的超导结果发表在发行量更广的《哲学汇刊》上？
当前，很多科研领域中同行人数众多，竞争激烈，如果获得研究就立刻在期刊上发表，在自己尚未深做下去前，就可能给同行赶超了。
所以，有时为了抢得首发权，又能同时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往下做，作者往往故意把论文发表在发行量较少的期刊上。
比如，穆勒（Alex Müller）和柏诺兹（Georg Bednorz）在发现铜基超导体后，就故意把发表在Zeitschrift für Physik期刊上，而不是发表在更快、读者更多的《自然》、《科学》、《物理评论快讯》上。
近年来，国外出现了预印本的电子平台（如arXiv），科学家把论文放上去，好像可为作者取得首发权，事实上不一定算数，否则就不需要再在期刊上发表了。
在数学界，有一个极端的反例：俄罗斯的格里戈里·佩雷尔曼（Grigori Perelman），把他关于庞加莱猜想的简要证明，仅发表于arXiv上。最后，同行组织了两个小组，花了1年多的时间证明他是对的，并授予他数学界最高荣誉的菲尔兹（他领）。
在中国之所以如此，是一个关于科研评价错误政策的必然后果，起源于1980年代的南京大学，引进了“数文章”的方法，并进而为发在《自然》、《科学》等期刊上的文章给予金，其他学校和科研单位纷纷仿效。
后果是，种瓜得瓜，目前中国的科研论文总数已是世界第二（甚至可能是第一），而过去30年，虽然中国研究经费飞跃增加，科研创新却未符理想，这就是目前科研创新的一个困局。
要打破这个困局，正本清源，就是要废除“数文章”的做法，因为发文章需要时间和精力（撰写、、与审稿人争论等），多发文章有害创新。
38年后，经过介绍、诺贝尔基金会调查验证，屠呦呦最终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这就是首发权的重要之处。
另一例子是，作者之一——林磊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期间所发明的碗形液晶，在1982年以中文首发于《物理》，其后把文章重要部分翻译为英文，寄去国外主要同行。
翌年，在国外发表介绍中国液晶发展的文章中提到这个工作。1985年，欧洲两个小组合成成功，林磊就被为碗形液晶的发明者。
一个反例是，中科院科学家将关于外尔费米子的研究给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办的《科学》，遭拒，而普林斯顿科学家的论文则获得了在《科学》上发表，因而获得了外尔费米子发现的优先权。
退稿有种种理由，不一定是国别陈廷敬后人歧视，但是，给自己国家的期刊是有优势的。比如，在特殊情况，作者可以与期刊总编直接电话沟通，总编可以当即拍板（毕竟，文章的发表与否，最终权是在总编的手上）。
在首都音乐厅举行的2015年诺贝尔颁仪式上，中国科学家屠呦呦领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记者 叶平凡 摄
《科学》是美国人为美国科学家而办的非牟利期刊，《自然》是人在英国办的牟利期刊。两者为了达到其所设的目的，办法是最大限度地把期刊办成一份国际性、、快速的期刊，其国际性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据此，国内科学家把自己最好的论文投到《科学》、《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为他人做嫁衣”，而客观上了国内的科研期刊。
究其原因，除了受上述“数文章”错误评价政策的激励，还有国内期刊审稿不够严格、、缺乏科研诚信的问题。
第一步是由科学共同体（如中国科协及其下属学会），不得在科研单位在年报、提职审查、金发放时数文章。
第二步是科学共同体，科学家不得在网上介绍、项目申请时，提到出了多少篇《自然》、《科学》的文章等。
取而代之，科研单位和科学家应该强调自己解决了什么问题、发现发明了什么、获得了什么重要的项。
与1980年代不一样，目前国内已经有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及格的科学家或评审专家，可担当同行评议的重任。当然，亦要鼓励进行国际评估。
在国内已经建立一个相当于arXiv的预印本平台--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ChinaXiv）。我们，ChinaXiv 开辟一个“栏目”，刊登于国内期刊的中文或英文文章，都要把英文题目和详细的摘要发上去。
事实上，在1980年代，有名的出版社Springer曾经出版了一本英文期刊，叫Chinese Physics，把中国重要的物理文章从中文翻译为英文。
可见，如果文章重要，中国人自己不翻译，外国人也会去翻译。当然，现在中国已有一定数量的英文期刊，方便外国学者及时了解中国的科研进展。
既然能通过“数文章”的金鼓励，可以增加文章数目，那么也可以通过适当的方法，减少文章数目，从而促进创新。
比如，每个科学家每年只能往国外投两篇文章（两个作者的文章算作是每人半篇，以此类推）。
国家通过励措施，可以让论文总数大大增加，也就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让论文总数减少，从而提高质量。
本文原文刊载于《科技中国》2018年第7期，原题为《充分利用国内期刊获取“首发权”》。一读EDU对原文略有调整。文章仅做观点分享之用，不代表一读EDU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