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0周年，伴随着互联网的成长，国内网络的相关特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以2013年的热点事件--“朱令案”为同一样本，通过对比该案历史上三次大规模聚焦的特征，归纳出国内网络在议题设置、方式、网民角色以及观点分布四个层面的变化，并从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
1994年4月20日，中国实现了与Internet的全功能连接，这成为了中国互联网时代的起始点，如今中国互联网走过了整整20周年，与其伴随产生的网络的特征和也产生了显著的变化。与业界普遍采用的数据分析法不同的是，因基于较长时间跨度的同一样本的匮乏，在对国内网络特征变化的分析中往往很难运用到样本比较的方法，进而了相关特征的比较和趋势的体现。
基于上述的研究思，本文选取了2013年关注度极高的网络事件—“朱令案”作为罕见的事件样本，通过该案在不同时期的舆情表现作为重要的对比依据和分析基础，探析出国内网络特征变化的相关信息并加以分析和阐释。
“朱令案”发生于1994年末，却在去年的4月受“复旦宿舍投毒案”话题的影响而被再度关注，长期的时间跨度并没有减退人们对它的关注热度，相关的声音也总是不断出现，因而该案也被称为“世纪之案”。尽管关注度甚高，但鲜为人知的是，“朱令案”在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大规模的聚焦，均发生在了国内网络发展最重要的三个阶段，其典型性在了中国互联网发展步伐的同时，也对国内网络的变化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
“朱令案”的第一次聚焦出现在该案的发生阶段。案件主人公朱令在大学就读期间两次因不明病因在医院就诊未果，1995年4月10日，朱令的同学蔡全清、贝志城等人将其病因发布在互联网上并最终经网络反馈后确诊为铊中毒，由此引发的报道议题的方向除了对于案件扑朔离奇案情的关注外，“朱令案”更多地是作为国内首次利用互联网进行远程诊断的典型进行报道，这样的特殊性正是由于事件发生的时间—1994年也是中国互联网国际专线开通，国内互联网正式开通的时刻。
“朱令案”的第二次聚焦是在2005年11月30日，由当时国内较火的天涯社区的网友（ID为“skyoneline”）发表了《天妒红颜：十年前的女生被毒事件》重提此案，引发了关注。12月30日，该案嫌疑人孙某在论坛中发表了《驳斥朱令铊中毒案件引发的》的申明，公开为自己辩解，激起众人的讨论，使热度得到了提升。之后《中国日报》、《新闻晨报》、《法制早报》、《南方人物周刊》等众多对朱令事件相关内容进行了报道，中国也于2007年1月22日、23日在综合频道（CCTV-1）《》节目专题《朱令的十二年（上）、（下）》，将此案的关注又推至一个更新更广的高度。
2005年是中国互联网的“活跃年”，当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中国网民超过了1亿 ，因此该年也被业界认为是中国正式进入web2.0的元年。彼时也正值网络论坛、贴吧的兴起，受众在对“朱令案”的关注中体现出了更多的对嫌疑人孙某的质疑和对当时诸多疑点的讨论。
2013年4月16日，随着“复旦投毒案”的告破，关于彻查“朱令案”的呼声亦再度涌现，案件中警方对事件处理过程中的一些异常行为以及对朱令现状的同情，让“朱令案”成为关注度较高的议题。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在后期通过网民自发组织的“白宫网站”等系列活动也透露出了对当前司法的不信任感。根据下图（见图1）不同时间段的报道数量可以看出，在网络的后，、中央人民、新华网等主流也相继报道此事并呼吁及时公开“朱令案”的相关细节，关注度再次提高。5月8日，市通过微博作出回应，表示碍于灭失无法侦破，且过程中未受任何干扰，呼吁看待此案。之后，关于“朱令案”的才逐渐趋于平息。
“朱令案”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聚焦均具有鲜明的不同表现特征，与其各时所处的国内互联网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密切的联系，其变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朱令案”的第一次聚焦时期，国内互联网刚刚起步，相关网站依赖于传统纸媒内容的转载，因而主要由大众进行议程设置。而在“朱令案”的第二次聚焦时期，议程设置权则从大众媒介转移到受众手中。这一阶段，以天涯、猫扑、新浪为代表的贴吧、bbs论坛的兴起，了原有单项信息的生态，使得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兴趣和特点进行的表达，“朱令案”在第二次关注中，关于对犯罪嫌疑人孙某的质疑和对当时众多疑点的讨论都是之前关注中所没有的，其产生正是由于网络的议题在受众间“求同存异”这一潜在机制的作用下，经过否定、补偿、强化或修改而形成 。
但是在第三次“朱令案”聚焦过程中却体现了设置权逐步回归到原始社会口语时期由事件本身来决定议题的趋势。其具体表现就在于bbs、网络贴吧等大众性渠道的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微博、微信等具有封闭性私人属性的及时社交平台的盛行。议题在私人化社交平台中经个体经验的整合得到检验，只有当事情本身属性符合人们要求和经验时，议题才会被采纳。在“朱令案”中，复杂的案情在满足受众好奇的同时，其表现出的当代大学生行为极端和司法处理欠缺的特点容易引起当下国内普遍的心理感受和情绪反应，进而引发了的又一次大范围关注。因此，碎片化信息的方式凸显出媒介逐渐向私人化发展的趋势，而事件属性和特点能够满足受众多样化的需求和兴趣是能够产生新的议题的关键。
在“朱令案”前两次聚焦中，尽管案件在各方的关注下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但议题和的生发始终没有离开案件以外进行延伸。而在最新的聚焦中，“朱令案”的关注却是受“复旦寝室投毒案”话题的影响牵引而出，观点的指向也由当初案件当事人的质疑转向对部门的，一波三折，体现了当前网络议题容易产生新的激发点、多种事件容易出现的倾向。
该模式如下图（见图2）所示，的消褪往往呈现出两种途径，要么事件得到迅速处理，要么因事件热度的衰减而暂时被遗忘，但后者现实中尚未解决的事件往往只是因关注度减退而逐渐形成议题积累，一旦类似事件发生便会激发前期舆情事件便再次重回视野，积累的素材在元事件的吸附下逐渐融合，呈现出新的议题和形式，影响强度也可能增加 。议题的扩展除了网络的引导外，传统的标签化报道也不容忽视，在“复旦投毒案”的报道中，部分传统便是采用了标签化的报道方式，“名校投毒”、“寝室关系不和”、“名牌大学生”等标签不可避免地成为挖掘相关新闻素材的重要关联，于是以“朱令案”为代表的中国矿大投毒案、案等一些列的案件也随着的报道逐渐浮出水面，促进了网络议题进一步扩展。随着议题的分化或变异，议题进入衰退期并且逐渐以碎片化信息的形式存在于后尾之中，与前期的议题碎片融合，等待下一个类似事件再一次，最终形成由一起网络事件出众多相关案件的“案连案”现象。
在“朱令案”的初次中，朱令的同学贝成志、蔡全清等人将其不明症状发送到互联网上，朱令才最终被确诊，该做法因展示了互联网刚进入国内时强大的应用功能而被大肆报道，也体现了当时以知识为主的较为少众的网络群体，网民在这个阶段更多地只是网络活动的参与者，并非的生发者，缺乏主动性和性。在“朱令案”第二次中，网民群体的主体意识已经开始产生 ，但的生发大多依赖于传统的报道进行观点的陈述，在内容调查和信息上缺乏主动性，并且局限于网络信息发布的平台，网民群体大多是以匿名的普通大众为主，社会领导阶层及知名人士在网络活动中的参与度较少，效果并不明显。
但在最新的“朱令案”舆情中，网民群体已不限于传统的固化角色，一部分网民绕开了传统大众充当着“记者”的角色，搜集并发布了及时、详细的案件信息，对事件的发展起着信源、引导的作用；而由微博名人、社会公知等组成的意见，他们在群体中往往扮演着分析、示范及阐释的角色 ，影响受众情绪和转移。网民群体在此阶段摆脱了传统的，其信息获取的自主性和观点的性都得到了彻底。而由此产生的网络的影响也已不仅局限于对社会生态领域，其对社会和现实事件的直接干预和参与是之前生发过程中所没有的。中对涉案嫌疑人孙某的质疑和对警方的不满一度使相关部门打破沉默，而后期“白宫”活动则直接凸显了网络不仅可以围观事件，本身的演变甚至会影响事件的状况，或再次成为热点。
从“朱令案”1994年发生到2005年第二次大规模聚焦，网络的快速发展和网民群体主体意识的不断，使得网络的影响力和受众参与度也在逐渐扩大，大量的草根阶层的意见和观点在、便捷的网络空间中能够得到地表达和极大的心理契合，网络也因受众群体的差异呈现出多样化的特性。
但是在“朱令案”最新的中，网络却出现了罕见的一致现象。根据下表由各大网站发起的关于“是否重启朱令案调查”投票结果显示（见表1），呈现“一边倒”的态势。伴随着当前社会和利益分化，网民群体不仅意识得到增强，而且也存在着一定仇富、质疑公权的心理，在网络中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寻求肯定和提升群体地位的群体认同。“朱令案”中的受众正是通过积极的感情投入和设想认为一旦普通大学生的受到受到侵害，自己也会面临相关的 ，进而在感和责任感的内群偏好的激发下站在弱者这边，并且以的方式进一步强化自己内群价值和认同。
近年来，网络中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出现的数量在逐年增加，网络的生成也日益频繁。究其原因，一方面，群体事件的增多是社会矛盾的表现，当前国内社会正处于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以及制度上的问题伴随着的深入而凸显出来，的主体意识和利益表达的也日益强烈。但与之相对应的是，相关部门的信息公开难以及时和全面，现实中利益渠道也存在不畅，正如上述舆情消退的两种途径所示，现实中的事件尚未解决或信息封闭导致网民存在质疑和不满使得网络舆情往往难以向事件解决的方向进行，更多的只是因受众的注意力转移而使议题碎片积累起来，也更容易大规模的爆发。
另一方面，肩负着监测和监督功能的大众往往因受到管理机制和宣传思维的影响而偏重于对受众的单向，的话语和未能得到及时的交流和沟通，相关真空便给网络聚集和的创造了条件。网民也更倾向于在网络中获得更直接和的话题以及宣泄情绪和，因而网络需求的多样化也促使了网民角色的多元化。
当前，国内的社会结构和利益逐渐分化，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往往难以一致，普通的市民大众在社会群体分化的过程中因利益的冲突和观念的差异逐渐脱离出来，进而逐步形成了具有相对自律和自觉特点的市民阶层。中国市民阶层力量的大小决定着公共领域与监督的力度，这种力量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态度与方式 。由于市民文化本身是基于消费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引导而产生，当其所具有的性和多元性在与网络交互性契合在促进网络生发的同时，市民文化往往因迎合了传统社会的价值判断和通俗标准而更容易达成一致性。
此外，社会阶层的分化也使得不同群体的利益存在矛盾和冲突。在许多百姓心中，民与官的矛盾、穷与富的冲突，是最突出的两种矛盾。一些与或个体相关的案件中，往往集中体现了上述的两种矛盾，也更容易引发的大规模泛滥。“朱令案”中对机关和孙某高度统一的质疑是因为事件的案情契合了受众民与官、穷与富的这两种矛盾，这是国内网民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思维定势，它也体现了多数网民的一种简化思维，即将复杂的社会事件简化为弱者与强者、善与恶的对立 。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国内文化景观也呈现出前所未有、深刻而全方位的文化冲突。众多文化的挤压，并没有使我们获得丰富的思想价值和，而是在它们彼此冲突、碰撞、拒斥的过程中难以有任一种能成为主导性的文化，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出现了人文的“空场”。在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渗透的过程中，网络中的个体可以摆脱现实社会群体的局限，更加自主地选择自己所认同的社会文化，并且对现实中的主流文化提出质疑和挑战，当“无原则同情和”的反向认知成为了国内网民“下意识”的行为时，人们的态度与行为也会受到局限。在“朱令案”中，网民自发组织的白宫活动和带有戏谑和调侃意味的网络流行语表达出了网民、突破现实权威的快感。
而在对具体的事件态度的形成上，除了对现实权威的反向认知外，网民的态度也存在与事件主观性的“双向构建”，即网民一方面受网络社会文化的影响，通过挖掘、比较，甚至是猜测、想象事件的情节和细节来实现价值观念的认同；另一方面，网民在主观性的态度下往往会有意识地留意和发现同类事件，而同类事件出现和再发生又会不断地强化其情感认知，进而愈来愈多的事件以“案连案”的方式呈现 。在“朱令案”中，以高校学生为链接呈现的一组事件与网民特定的认知模式相互激发，舆情在弥漫中不断地叠加强化，最终形成了汹涌的潮。
从具体的信息平台的技术层面上来看，国内网络媒介逐渐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受众的交互性逐渐提高，如今的微博、微信等媒介平台，在原有点对多式信息发布的基础上，融合了即时通讯的功能，即类似于QQ、飞信等聊天社交软件，可以便捷地与好友进行沟通和交流，这样的做法使得网络媒介“私人化”特征更加凸显，同时也使得观点更容易在群体中进行讨论，议题在群体内经过选择进行更快速有效地，进而更容易形成。而从下图（见图3）“朱令案”的网络媒介平台的属性也可以更明显地看出，除了国内网络媒介整体上也存着一定的“寡头” 垄断的现象，使得更容易得到聚合并形成大规模的，舆情来源的种类也主要以微博为主，博客、论坛等媒介平台的影响逐渐弱化，体现了国内媒介平台由注重交互性和化逐渐向私人化的过度的趋势，微博内容的浏览和关注完全受个人兴趣来支配，而信息的发布则具有“私人日志”式的特征，即以个体生命的、个体经验的传达为主,呈现出鲜明的私人性和个性化特征。内容的个体化也进一步导致受众的高度细分，信息变得极端个人化，兴趣的多样性使得受众在议题的设置中趋于多样，受众在的主导权被分散，而以在便捷的网络平台中快速的事件为主导，通过事件本身的属性引起多数人的共鸣，因而的设置权逐步由受众回归到了事件本身。
媒介平台逐步融合了新闻媒介的属性来提供资讯服务是国内网络媒介发展的另一个趋势，国内受众逐渐形成了通过微博等网络媒介发布并了解新闻信息的习惯，网络媒介对突发事件反应快捷、现场感强，信息较多，已成为比传统更吸引人的信息来源。但是在的形成以及议题的选择上，的聚合除了受信息平台的影响，网络的多级所具有的“正反馈”效应也会使新闻事件的传现弱者更弱、强者更强的状况，即一些话题因缺少一定的转发和再，最终销声匿迹，而另一些话题在微博等私人化网络媒介中经各方力量的再转发，在多次的过程中影响力却在不断扩大 。在“朱令案”等高度关注的新闻发生时，网络媒介所具有的特殊的能量致使广大受众希望了解最新的新闻动态，形成对网络新闻“滚动更新”的自然依赖，因而在网民多次转发“朱令案”，提高其新闻热度和影响力的同时，也会选择作为记者，甚至是人肉搜索等极端方式去挖掘信息，使事件中诸多细节和案情在网络中和涌现，形成持续时间较长的关注。
在国内网络二十年的变化过程中，网民角色的多元化代表着网络社会中个体的再分工，而网络观点趋于一致的倾向则凸显了网络中逐渐形成的新的群体构建和分化，一个摆脱现实社会而相对的网络社会和网络文化体系正逐渐形成。尽管当前网络的秩序依然相对混沌，但私人化媒介的盛行意味着网络中以共同的利益和兴趣爱好为结点的社群文化逐渐，依靠网络中最小的行动单位--社群的体现和链接实现网络内部自发地，而非依赖于外部现实的制度来，这或许是未来网络社会成熟和网络趋于的标志和方向。（作者系湖南大学新闻与影视艺术学院新闻与学硕士研究生）
高宪春(2012).新媒介下舆情事件的生成及扩散规律分析.《新闻界》,(1)，39-46.
黄慧霞(2013).论网络中的涉警舆情引导.《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社科版）》,(3),99-103．
丁芃(2013).从“温岭幼师虐童”事件析网络场的良性引导.《传媒观察》,(2),24-26．
李勇,彭鹏 (2010).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网络生态.《新闻爱好者》,(21),4-5．
陈喆,祝华新(2009).网络的发展态势和社会影响.《国际新闻界》,(10),17-21．
习的2014李克强将访欧亚三国刘铁男之子李志江被调查南京大公祭日“最牛违建”越南媳妇提高烟税广东“亿元巨贪”广东岁月韩先聪被双开警方清障王珞丹张嘉佳恋情2014年度风云人物刘铁男被判无期
本文来源于ip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