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目录学渊源久远，丰富，形成了颇有特色的理论、方法和原则。然而，迄今为止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主要遵循传统史学范式和学科范式。前者疏于理论提炼，后者倚重的学术标准，两者都未能构建出符合中国古代目录学自身特点的学理体系。
现代学术史上，在中国古代目录学方面，姚明达的《中国目录学史》、容肇祖的《中国目录学大纲》、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等著作，至今都是学者重视的经典之作。但是，这些研究从整体而言多集中于历代目录学著作及目录学家，少有对于中国古代目录学学理体系的研究。近年来，傅荣贤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等著作，在反思现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中国古代目录学理论体系的方径。
主要遵循传统史学范式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满足于对历代目录学史料的挖掘及其历时性变化过程的梳理。但史料本身并不是理论，再精准的史实剪裁也只是一种认知研究而无法穷尽古代目录学的学理内涵。这就需要“由博返约”，追问知性史料背后的目录学。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目录学既有“依刘向故事”的坚守，又有对“秘阁永制”“千古著录成法”的自觉仿效，形成了姚明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所说的“时代之殆无特别之差异”的总体品格。例如，古代的提要虽然名目繁多、旨趣不同，但重视和强调从“人”和“世”的角度文献生产的前提性，则是不变的原则。这就需要把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研究和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区分开来，甚至暂时“悬置”目录学之“史”，努力历时性之“变”中的共时性之“不变”。事实上，也只有从“史”转向“论”，中国古代目录学才能真正形成一个的研究领域。
学科范式将书目视为文献整理、排序的纯粹的符号系统，重视书目的表层结构和语法规则。在这种范式之中，这些抽象的结构和规则就是目录的本质；目录中所表达的东西一定是合乎逻辑的，通过主义的方法对书目进行层层分割，就可以书目现象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这就像是约翰·齐曼所的，是“把科学看作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获得知识”，即把目录当成实现文献检索目标的工具性手段，目录“科学”变成了有关文献著录、组织和检索的“技术”，查全、查准、查快的检索效率是其的唯一维度，因而特别重视对著录、组织、检索等技术手段的完善。
构建中国古代目录学学理体系，一方面需要突破传统史学范式，但又必须立基于史学范式所梳理的目录学史实。另一方面，这种学理构建不能将学科范式视为最高范本，但又必须将学理视为理解的合理参照。例如，通过比较“摘要”，有助于古代“提要”的本质；通过逻辑代码化的分类标识，可以反证中国古代以文字性的类名为分类标识的非逻辑化特征。总之，以史实为基础但又不局限于史实本身，参酌学科范式而又不将其视为圭臬，是构建中国古代目录学学理体系的主要原则。
首先，以“文献”的本质为逻辑起点。文献的本质凝聚着书目的基本特征，目录学的一般理论、原则与方法，都可以从对文献本质的定位中推导出来。哲学曾长期将人与客体对象视为两个的领域，作为人类认识的文献，被定义为“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反映了主客二分思维规约下的真理观及其“智性”文化特征。文献既然是一种物理客体，主体人就可以站在文献的，从逻辑和学科属性的角度控制、度量乃至征服文献，书目根据人的而构造，人的就是文献秩序的逻辑。
与此相对的是，中国古代文献既是知识论内涵之“文”，又是价值论内涵之“献”，包含着伦理、美学表达等与人相关的非逻辑因素，本质上体现了崇尚的文化观。人与文献不是对立的主客二元关系，文献与其说是认知对象，毋宁说是价值对象。而价值论内涵主要聚焦于所的“修己”和“经世”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从而将个德的“仁道”取向与“天下归仁”的社会和谐联系了起来。作为价值论存在的古代文献，构成了古代目录学的思想基础和前提，意味着无论是目录学的目标定位抑或达到目标的径手段，都与目录学的取向大相径庭。
其次，目录学的目标定位。文献的知识论定位，决定了目录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客观地”著录和组织文献中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知识内容，由此也将目录定位在了二次文献的层次。这种建立在“计算”之上的工具技术，只是在常识的水平上理解目录学，只能解决目录学的具体问题，思想的力量难以进入其中。中国古代文献并不是客观的知识论存在，而是意义上的价值论存在，这决定了中国古代目录学致力于著录和组织文献“铅椠简编”背后的价值，而不是仅仅限定在构建文献秩序以及提供文献检索的层次之上。中国古代目录在提供文献秩序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指陈学术秩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和秩序（“申明大道”“大弘文教”），本质上构成了古人认识文献进而阐释文化的一套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它突破了有限的外在结构，表达着无限的思想文化洞见，具有极其深刻的本体论意识。
再次，目录学的方法径。追求检索效率的目标定位导致目录学严格接受效率原则和逻辑约束，从而也使目录学获得了客观品格与科学样态。但中国古代目录学面对的不是文献事实问题而是文献意义问题，古代著录、提要、分类、类序乃至凡例、案语等书目元素，都被用于文献文字背后的内涵。这种主体性的投射是全方位的，但主要可以从文献单元的标引和文献单元之间关系的组织两个方面来认知。
文献单元的标引主要包括著录、提要。基于文献的人文性，古代书目的标引主要体现为书目主体对文献客体的主观“表达”，携带着书目主体的希冀和期待。古代目录并不把文献当作客观的给定之物，而是从主体价值的角度其可能具有的意义内涵。而“知人论世”的提要，更是用明确的导向性话语，突出文献的价值，因而可以概括为或换算为对“人”的认识，并形成了一种以追求人文为指向的阐释方式。
文献单元之间关系的组织主要诉诸分类。人的分类方法是形式逻辑范畴，所谓的“类”，是具有共同属性的事物所组成的自然类，符合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要求。但中国文献的分类，既不等同于形式逻辑分类，与文献的学科属性关系也不大。例如，经史子集四部体系即与逻辑或学科无涉。又如，记载非正统王朝割据事迹的“载记”作为分类的类名，其内涵不是单纯语法意义上的，而是表达了书目主体的情绪和感受，反映了对性的独特看法。类序则通过导向性的话语表达，配合分类，对某类文献背后“修己”和“经世”的价值予以。
中国先贤，文献负载着人文和社会文化。对此，我们不能仅仅通过逻辑范畴和学科属性掌握文献的本质。相应地，中国古代目录学不仅是关于文献的问题，而且关注人和社会的发展问题。从对文献单元的定位，到分类、序言对众多文献关系的推演，再到书目总体系的生成，都不是与人的能动性和主观性无关的行为。经过学理构建而形成的中国古代目录学，不仅要呈现客观的知识信息和物理结构，还应致力于提高主体人的素质、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达到现代式的目录学所未曾达到的思想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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