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拉美、俄罗斯和巴西债务问题，债务通常都是主动积累（俄罗斯除外），而地方在这一问题上普遍都有“吃定”中央的趋势，中央一般事前无力规范地方行为、事后救援，是典型的风险问题。
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普遍经济结构较为单一，过于依赖出口，一旦国际大商品价格下跌，就会导致这些国家资金链的紧张，从而影响市场信心。另一方面，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动引起国际资本流动的转向是引起债务危机的重要因素，这在拉美、俄罗斯、巴西、亚洲金融风暴、阿根廷等危机中屡试不爽。
债务危机的解决是一个长星期二左眼跳期的过程。解决办法以债务展期和重组为主，解决的关键是国内经济增长的恢复。俄罗斯经济在危机过后迅速正轨再加上国际大商品价格的回升，因此俄罗斯债务问题的解决从目前看是比较成功的。拉美国家的经济在1980年代剩余时间内并没有取得实质的恢复，为日后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相继爆发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一般而言，只有债务不能得到继续融通的条件下，债务问题才会演变成为债务危机，相较于内部信用而言，的对外信用是有限的。因此，外债违约的可能性要远高于国内公共债务危机。只有在经济硬着陆或通胀失控的条件下才会触发国内公共债务危机。所以我们看到1993年巴西地方债务问题的爆发性远小于拉美危机和俄罗斯危机，巴西中央也才能够从容推进财政体制，从制度和结构上解决巴西地方财务问题，因为当时主要以内债问题为主；而1999年的金融危机是在巴西经济发展较健康的情况下爆发，则主要是因为外债问题在1993年之后逐渐成为主要矛盾。
对国外主权债务危机史的回顾是为了研究中国地方债务问题发展的径及其解决之道。我们认为本轮中国地方债务问题以“债务展期、经济温和增长和资产负债表全面膨胀之方式解决的概率高，而以通胀失控、经济硬着陆和危机方式终结的风险比较小”，而巴西经验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地方债务问题的范例。
地方债务问题是悬在巴西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有坠落的，尤其是1997年后世界范围内爆发的一系列金融危机，加剧了债务问题恶化的速度。卡多佐在地方债务问题上所采取的极其严厉之措施以规范地方行为、缩减财政赤字对我国对地方债务的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地方总会认为中央会为其债务买单，而中央在救援地方问题上既想避免风险问题使得地方，又确实不愿地方真的破产，从而中央的态度经常会左右摇摆。因此，在这一问题的博弈中，中央经常是处于一个较为被动的局面。但是，巴西经验表明，地方债务负担越大，对中央依赖度越大时，正是博弈中地方最被动之时。利用地方财政困境，推出了一系列严格措施以规范地方行为，措施之严厉，态度之甚至有、乘人之危的感觉，地方在高额债务面前也不得接受的救援条件。中央利用地方债台高筑并有求于己的有利时机，统一思想，坚定政策方向对地方债务问题持以强硬的、一以贯之的态度是卡多佐得以推动财政体制，加强地方财政控制，压缩地方债务规模成功的关键，是为人和。
第二，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界定财政体制的各项措施是卡多佐得以保持的核心因素。卡多佐自担任巴西财长即开始着手治理地方债务问题。1993-1998年期间通过了修正案等一系列法律或法案为卡多佐的财政提供了的法律基础，2000年通过的财政义务法案是巴西为财政立法的代表之作。这些法案不但规范了地方行为，对也是一种约束，也不允许在地方债务问题上首鼠两端、左右摇摆。
第三，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就必须将财政软约束为财政硬约束。实际上，中央的宏观经济强硬政策加上法律保障就构成了地方的财政硬约束。地方必须每年的财政盈余达成法律的，也无法再随意从地方银行融资，同时出售大量亏损的国有企业也减轻了的财政负担，还能从中获取收入，开源节流。若不能使地方面临硬约束，就会重蹈巴西1960年代到1990年代之间财政体制失败的覆辙。
第四，需求与供给双重控制是遏制地方债务规模膨胀的强有力手段。为强化对地方债务管理，巴西在地方债务的需求端和供给端分别进行了控制。需求端控制主要是地方的借款行为和债务规模，供给端控制主要是金融机构的贷款行为和规模。双管齐下的约束手段成功遏制了债务规模的继续膨胀，尤其是金融机构对地方贷款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五，提高地方财政状况的透明度也有利于控制地方债务的过度增长。透明度的提高既有利于市场对于地方还债能力作出正确判断，又有利于中央实时监督地方债务规模的变化，从而提高信息对称性，避免黑天鹅事件的发生。
综上所述，以法律提纲、以供求两端为切入点、以财政硬约束为目标、以财政透明为辅助，政策得当，目标明确，是为地利。卡多佐时期，大商品价格上升使得外汇储备快速积累和财政收入迅速上升，缓解了巴西各级在初始阶段的财政困难，是为天时。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中央解决地方债务问题的强硬态度才是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