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40年，也是恢复研究生教育40年。40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经历了不平凡的历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的巨大变化就是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1978年上海医科大学（以下简称“上医”）成为我国首批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开始招收研究生。1969年7月，我从上医医学系毕业，经过3个月的干校劳动锻炼，我被分配到附属妇产科医院工作。1978年3月，我服从组织需要，脱下了心爱的、象征着和责任的白大衣，回到学校从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管理与研究工作。我将一生中最宝贵的青壮年时期奉献给了母校的研究生教育事业，了后上医研究生教育的开创、、发展的各个时期。现在回顾起来每一步都很不易，但每一步都有收获，每一天都在学习和成长。
记得我们刚到学校，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懂，一切从零开始，我们在时任科研处处长李金钟老师的指导下，边学习边实践。这年7月，刘玲老师调回学校担任研究生科科长，我和陈渭老师是她的兵。我们“相依为命”，“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创业，经历和了上医研究生教育初创、与发展的各个阶段。
时任上医副院长（分管科研和研究生工作）的冯光同志指出：“十年的使学校师资断层，我们要从这批考生中抢回一批人才。” 这一年上医报考1000多人，录取了146名研究生，大大超过70名招生计划。他们的入学，为上医的教育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们开始迎战着一个个新问题、新课题，一步一个脚印的“摸”着走，深深地体会到研究生教育开始阶段创业之艰辛。
那时，苏德隆、郑思竞、戴自英等解放前从欧美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教授分别担任公共卫生学院、基础医学院和华山医院的领导，并分管研究生教育工作。他们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中国实际，组织实施研究生管理工作。我们的领导要求每位干部要经常到基层去，旁听他们组织开题报告；总结他们组织导师小组的经验向全校推广；到教研室去了解导师指导研究生作实验、胎梦大全写原始记录，等等，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记得有一次我跟随郑思竞教授去听研究生作开题报告，听完后，郑教授对学生讲了一段话：“你们做科研，必须记住4句话，即情况清、目的明、方法对、结论准，这是做科研的基本要求。”我将郑教授的这段话记在日记里，在我脑海里记了一辈子，几乎成了我以后工作中与学生交谈科研工作的口头禅。
1981年3月，第一届硕士生快毕业了，学校必须对论文的要求、写作、答辩等提出具体要求，刘老师除了带我们向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学习外，还注意总结自己学校导师的做法。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家有关，我起草制定了上医硕士生论文工作的，让我在工作实践中得到锻炼和培养。
我为研究生和导师服务了一辈子，犹如跟着上医的老教授做了20多年研究生，我像海绵吸水一样从他们那里吸收营养。为弥补研究生教育和管理方面知识的不足，我利用晚间和节假日，自学了《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探究的场所》《高等教育学》《研究生教育管理概论》等书。当然在研究生教育的各个发展阶段，《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一直是我的好朋友，她传递了领导部门的声音，提供了兄弟学校的实践和做法，还有国外研究生教育的宝贵经验，这些都让我的头脑逐步充实起来，一步步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
1984年8月，上医成为经国务院批准、我国首批的22所研究生院单位之一。1985年1月25日，上医校园红旗招展，喜气洋洋，全校关注着一件大事——上海第一医学院（1985年5月更名为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将于当日下午隆重举行成立大会。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研究生院第一任院长张镜如教授，成立大会要开得热烈、隆重，成为宣传研究生教育的号角，动员全校办研究生院的号令。3月中旬，张院长去杭州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全国22所研究生院院长会议，回校后，他在各类大小会议上强调“学校的发展需要重视研究生教育，我们要举全校之力，办好研究生教育。这不仅仅是研究生院的事，而是全校的事。我们要全校办研究生院”。
我们这些边干边学的人，在学校正确的办学思想指导下，不知经历了多少个“第一次”，在上医的老专家、老教授们的指导下建章立制，探索前进。研究生院建立后，进一步研究生招生工作，完善开设课程的要求，进一步修订培养方案与培养计划，认真抓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导师制度，统一原始记录规格，预答辩、答辩，研究生“三助”，研究生与国外联合培养等制度，在上医的研究生教育中从一开始就吸收了国外的成熟经验，起点较高的基础上，又注重秉承了上医的优良传统，将研究生教育置于严格的管理和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并不断与兄弟院校交流，定期修改、补充和完善各项制度，做到与时俱进。
在以后的工作岁月里，招生人数不断增加，工作内容日益繁多，遇到的新问题层出不穷。李金钟、刘玲老师是我管理岗位后的启蒙老师，他们的务实作风、尊重导师、深入基层、关心学生等好的传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培养了一批认真工作、乐于奉献的管理干部，成为我工作中的同事和亲密伙伴。我跟随他们踏踏实实走着每一步，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了20多年——这是不断学习和探索前进的20多年，难以忘怀的20多年。
1991年3月，作为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学校派我赴美国考察学位与研究生教育3个月，这在当时管理干部中是比较少的出国学习机会，我非常珍惜。离开学校前姚校长我说，“研究生教育在高校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国内的研究生教育与国外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希望你好好利用这短期的学习机会，了解更多美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情况，供我们学习和借鉴，将我校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做得更好”。我的父亲还对我出国提出了5点要求。我带着学校的希望、家人的嘱托，满怀，孤身一人飞往大洋彼岸。
3个月时间很短，我在校友们的帮助下先后考察了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大学、哈佛大学、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我大胆走进他们的教室和论文答辩会现场，尽管我无法听懂全部内容，但我置身于其中，体会到他们活跃的课堂与学术气氛、师生互动的氛围，通过课间与中国学生的交谈，了解更多他们的感受。
这些大学都是世界名校，我深入他们的图书馆、实验室、甚至学生宿舍，广泛接触学生，尤其是中国留学生，我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让我在教育上有突破性的提高：美国的研究生教育是鼓励求学者一辈子学习，永不停步，并不仅仅是为了一篇论文；这些学校虽然有研究生课程学习的要求，但更关注的是课程以外的东西，关心的是学生终身发展的潜力；研究生培养固然离不开专业培养，但这不是唯一的，尤其是耶鲁大学非常重视文学和艺术对学生的熏陶；研究生教育特别重视“引出”学生的兴趣和热情，课题不是导师指定的，而是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这些都让我开阔了眼界，对我回国后的工作带来关键的影响。在美期间我写了3万多字的考察笔记，回国后就美国的博士生教育、美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美国的研究生教育管理分别写了3篇论文发表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上。这是我考察美国收获最大的几方面。此外，我还收获了校友、学生和同学的友情，让我对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倾心做好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
1991年11月学校党委任命我为研究生院副院长，1993年11月任命我为常务副院长，次年3月兼任研究生院学生党总支。我深深感到，这是学校党委将研究生院的党政两付担子压在我的肩上，我觉得沉甸甸的。多年的工作经历，使我明白研究生教育在学校的战略地位，我暗下决心：李院长等前辈为我们的工作打好了基础，我从她手中接过了接力棒，我们一定要为上医研究生教育的牌子增光！
我在上医研究生教育管理岗位上工作的20多年，学校先后有4位院长（校长）亲自抓研究生教育，我亲身感受到校领导对研究生教育的重视。在上海医科大学与复旦大学合并前的20 多年，学校领导一直将解放思想、制度建设、不断创新作为学校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动力，探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内在规律和内涵发展，而不盲目追求数量。上医在研究生教育教学、探索临床应用型医学人才培养新模式、打破导师、博士生教育综合、重视实践能力培养等方面取得成效，在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核办法等也进行了多方面的，这些都实施较早并取得成效，获得多项。
上医研究生教育一些大的都是在国家的整体方案中进行的，是全国研究生教育与发展的一个缩影，但又充分体现了上医和质量意识。在教育教学管理中，特别值得总结的还有以下管理：强调服务，重视深入基层；强调以人为本,重视调动师生积极性；强调管理，重视基层作用；强调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和求真务实；强调分工合作，重视团队。 我还感上医的拼搏和敢于争创第一的质量意识。记得在一次中层干部会议上，时任党委姚泰向大家提出：“你们要记住，你们外出开会代表的是学校，能坐第一排绝不要坐第二排；开会就要发言，让感到你的存在，感到上海医科大学的存在。”乍听起来，似乎很不谦虚，时间久了，我才悟出其中的道理。
上医研究生教育中曾获得不少“第一”和“唯一”。1981年11月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国首批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上医首批博士学位授权点数全国第一。在以后的博士点申报中，卫生事业管理是全国同类学科中的第一个博士点，神经生物学是全国医学院校中第一个神经生物学博士点。1988年病理学、生理学、微生物学3个学科接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卫生部联合组织的硕士生质量评估，在全国39个受检单位中上医总分第一。1987年第一次国家重点学科评选，上海医科大学人体解剖学等13个博士点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占全国医科重点学科总数（53个）的24.5%，列全国医学院校第一。1995年，国家对全国正式试办的33所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院进行全面评估，上海医科大学推荐的5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得分列33所研究生院之首。1999年起，国家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每年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100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在上医与复旦大学合并前的两届评选中，上医有3篇博士学位论文入选，与医科大学并列全国医学院校第一。
自1981年至2000年上医与复旦大学合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共4次换届，上医石美鑫、陈中伟、顾玉东教授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医学院校中是唯一的一所四届都有委员的高校。1997年作为医科的唯一代表，我有幸参加国务院学位办组织的学位法修改专家组。1993年3月，上医研究生院获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1995年度，上医研究生院获上海市高校“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先进集体”二等。这两个集体是全市唯一的研究生教育方面的获单位。博士生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师冯嘉元教授等“博士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的实践与研究”，获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二等，这是全国博士生马列主义理论课唯一的获项目。
这些“第一”“唯一”来之不易，亦非偶然，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医在学科建设、师资培养、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历史积淀；反映了上医历来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反映了上医在研究生教育学界的学术地位；反映了上医人拼搏奋斗、求真务实、敢为人先的。
由于上医在全国医学界的地位，上医研究生院又是全国首批建立的22所研究生院之一，因此，无论是教育部还是卫生部有关医学研究生教育的往往都会重视上医的参与，我国《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试行办法》（讨论稿）在全国调研的基础上在我校形成初稿。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毕业能力考试实施方案》也诞生在我校。这些工作都具有开创性和探索性。以上所写已成历史和往事，但历史是一种记录，往事是一种情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成了我生命中的一种寄托。
几十年来，一批批研究生毕业，我目送他们走出校门，全国，世界，成了医药卫生战线的，有的还了各级领导岗位，了国际学术舞台，我心中充满幸福和喜悦。后恢复研究生教育这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决策，我亲身经历了后我国、尤其是上医研究生教育的和发展，为高层次医药卫生人才培养尽了微薄之力，深感欣慰。
刁承湘,女,汉族,1941年2月出生于江苏泰兴,研究员,1965年7月12日加入中国，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69年7月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后改为上海医科大学，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学系。毕业后留校，分配至附属妇产科医院做医生。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调回校本部从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先后任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培养科科长、学位与培养办公室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兼任学生党总支、校“211工程” 办公室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医科大学学报编委等职。曾兼任全国医学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医药科工作委会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评估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研究生教育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上海研究副主任、《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兼职编辑、《上海研究生教育》编辑部常务副主任等职。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表40余篇论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