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先生很快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中，他在强调历史研究中的爱国主义、重视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史研究以及对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方面的研究等方面，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白寿彝先生积极探索历史教学中的中国通史教学方法，既充实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教学内容，也为他日后的中国通史撰述创造了条件。他对史学史学科理论的阐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打下了的基础。白寿彝先生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学术成就，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白寿彝先生早年先后就读于上海文治大学、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1929年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师从黄子通先生学习中国哲学史。燕大毕业后，曾在禹贡学会和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会做编辑工作，参加过顾颉刚先生为团长的“暑期西北考察团”，赴绥远、一带考察。抗战期间任教于桂林成达师范学校、云南大学文史系、重庆中央大学文史系。抗战胜利后在苏州协助顾颉刚先生编辑文通书局的《文讯》，又在已从重庆迁回南京的中央大学讲授中国通史。1949年7月，白寿彝先生从南京到北平，参加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议，后经楚图南的介绍被师范大学历史系聘为教授，从此在开始了教学和研究生活。1928年，白寿彝先生发表了第一篇学术文章《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1937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交通史》。在时期，白寿彝先生还撰写出版了《中国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纲要》等书，发表了有关先秦诸子、程朱理学以及中国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等方面的多篇论文。至新中国建立前，白寿彝先生并未涉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很快融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著名史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林甘泉先生在一次纪念白寿彝先生的会议上曾说：“比起一些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白先生接触马克思主义比较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白先生从五十年代一直到他去世，他始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方向。”因此，有必要深入考察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先生史学转型的过程、他的学术成就在哪些方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体系起到了明显的推进作用等问题。本文试结合相关史料，对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
时期，白寿彝先生在中州大学国文系学习时受到同为河南籍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嵇文甫先生的较大影响；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期间，他结识了学者楚图南，“这时，他(指白寿彝先生——引者)接触了毛的《论持久战》，深受，提高了对抗战前途的信心。从此，教授把毛视为中国的希望，不断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他讲授历史，从先秦一直讲到明清，从单纯知识性的传授转向旨在学生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上。”“日本投降后，教授在南京大学任教，同时还先后同顾颉刚、臧克家主持文通书局《文讯》月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在的下，《文讯》不断刊出进步作家和党的地下工作者的作品。”这都表明，白寿彝先生当时虽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一员，但是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者，视中国及其为中国的希望，在学术上不唯物史观史学探讨社会发展规律的治学目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在北平成立，白寿彝先生被列入50名筹备会发起人之一。新史学会成立后，由于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视，范文澜等史家以“提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资料，配合大学课程的”为由计划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是新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展的第一次有组织的集体学术项目，白先生成为“丛刊”总编辑委员会11人中的一员，并主编“丛刊”第四种《起义》。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在成立，史学会是郭沫若，副是吴玉章和范文澜，常务理事有白寿彝、邵循正、陈垣、吴晗、翁独健、尹达、翦伯赞等7人。1954年创刊的《历史研究》，白先生为该编委会，并于同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兼职研究员。这些学术兼职是白寿彝先生从组织形式上步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始。
在学术研究和历史教学领域，白寿彝先生很快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中。“从1951年出版的《回族的新生》一书的末章中，可以看出寿彝先生当时已经系统地阅读的著作，尤其是关于民族工作的一些论点和，格外为寿彝先生所重视；从1952年出版的《起义》资料集的《题记》中，可以看出寿彝先生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观察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相比之下，白先生对于理论与史实、史料的关系有着更深入的思考和认识。他在1951年6月发表的《学习中国的经验，学习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我们的教学》一文中说：“我以为，我们应该先好好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在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上进行中国历史的研究，在新的研究中来丰富理论的内容。”他在文中了“反正不准备成一个马列主义理论家，就无须乎多多学习和深入学习这方面的东西”和“理论学习得再好，如果不能掌握史料，也还只是，没有什么大用处”两种认识倾向，指出这两种倾向的性质是相同的，“他们都不重视理论”。白先生能够较好地处理理论与实践间的关系，很快成功转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并在学术研究方面获得了明显的收获。
20世纪50年代，白寿彝先生发表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民族史、民族理论、爱国主义历史教育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国土疆域问题，这类以宣传、论说和论述为主。如：在《日报》上发表了《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民族团结——爱国主义的基础》、《论关于少数民族历史和社会情况的宣传及学习》等文章。1951年2月17日《日报》开始设立“历史教学”，师范大学历史系参与主办该，白先生在此发表数篇文章，有《回族的形成》、《开展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介绍范文澜先生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讲话》、《学习中国的经验，学习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我们的教学》；另在《新建设》发表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理论，改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1954年)、《回族的形成和发展》(1957年)等文章。在1951年这一年中，白寿彝先生仅在《日报》就发表了8篇旨在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论述少数民族史问题等方面的文章。
白先生在文章中表示：“作为一个历史教师，同时又作为少数民族中一个的我，愿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结合的问题。”这里强调“少数民族历史教师”的身份十分重要，事实上，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历史学家且又是中国回族史研究专家的白寿彝先生，他着力阐述少数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效果和影响力自然更为突出。白先生写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用各种形式宣传，并在各个不同部门里组织学习关于少数民族历史和社会情况，这正是培养进步的民族思想和落后的民族思想之必要的工作。”“民族团结之为爱国主义基础，对于汉族人民，正如对于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完全没有两样。”既然民族团结是爱国主义的基础，那么少数民族史在中国历史的叙述、研究和教学中就不应缺席，不能被忽视。他发表在《日报》“历史教学”上的《回族的形成》一文，特意在题头标明“本国史课本里脱漏的一节”。还是在1950年6月，白先生就撰文指出：“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一件事实，即是：我们的中国通史，一直在内容上，只是汉族史；以前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我们的同道朋友，尽管平素反对大民族主义，但一等到讲五胡十六国，讲宋辽金间的关系，讲宋元间的关系，讲元明和明清间的关系，你只要留心，你就会发笑，这个两千多年的老宝贝(大民族主义)便偷偷地爬到他的嘴巴上了。”当时白先生主持的北师大历史系“史学”课程，其课程大纲上写道：“本课程的目的，在讲授中国少数民族史、亚洲诸国史，及史学上其他方面的问题，以补救三四年级同学在过去课程上的缺陷。”
1951年，范文澜“在一个用《中国通史简编》做学习材料的机关里”他本人对《中国通史简编》的评价，《新建设》以《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为题发表了这个讲话，该讲话对写成于延安时期的《中国通史简编》的特点作了总结，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检讨”。白寿彝先生因此文而在《日报》发表《介绍范文澜先生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讲话》，文中重复了范文对《中国通史简编》特点及存在问题的归纳后指出：“说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像所引的那些处理的办法，我很敏锐地，感觉到这是在大汉族的发展，我们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似乎是没有被注意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范先生会有大汉族主义的思想，把这一点强调地指出，会促起大家对于少数民族史的注意，这对于历史教师和其他历史工作者都会有更好的影响。”范老及其《中国通史简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众所周知，白先生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反复论及爱国主义和少数民族历史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的同时，再就范老对《中国通史简编》“检讨”一文强调其中存在的汉族中心主义倾向，足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早在1947年白寿彝先生曾发表书评《评〈中国通史简编〉》，该文虽对范著提出了诸多意见，但是并未及于书中存在的较为明显的汉族中心问题，而《介绍范文澜先生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讲话》一文几乎都是转述范老本人在其《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中所说的“特点”和“不足”，惟独“大汉族的发展”、“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似乎是没有被注意到”是白先生专门提出的。所有这些情况，均反映出随着新建立后史学话语权的变化而发生的认识问题的视角转移，即白先生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在统一多民族的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的时代语境中，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从历史学的角度突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处理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
同时，白寿彝先生又提出了一个与民族史问题有着直接联系的中国史研究中的国土疆域问题。1951年5月，白先生在《日报》上发表《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指出：“我们本国史的研究和教学，因为历史科学的基础不够，存在着许多基本的待解决的问题，甚至是需要发现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急需提出来的，是我们在本国史上怎样处理祖国国土的问题。”这同样是新中国史学必须面对的问题，白先生在文中给出的观点是：“对于本国史上祖国国土的处理，是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皇朝范围的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或伸缩。又一个办法是，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求自有历史以来，在这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用中华人民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很快，萧超然提不同意见：“站在新中国人民的立场来写中国史，与以今天中华人民国的国土为限来写中国史，结果会产生很大的区别，照顾到站在新中国人民的立场，就不能以今天中华人民国的国土为限。”白先生回复说：“萧先生指出的我那篇文章里‘可能引起读者误会’的地方，基本上，我是同意的。我那篇文章，主观上虽只要说历史上的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但在文章的内容上却说到了本国史的范围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但这两个问题却并不就是一个问题。”然而“历史上的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依然引发了长时间的讨论，有着不同的观点。瞿林东先生认为：“白先生关于对历史上中国国土问题的处理意见，既考虑到历史上的发展形势，也考虑到新中国的现实状况，是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从而克服了对于国土问题的片面性认识，同时也正确地回答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他的这一见解，被许多同行所认同，对于新中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余年间，白寿彝先生发表的另一类是更为具体的专题研究，以中国古代封建经济关系和中国史学史方面为主，前者主要有《论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与王毓铨合作，1954年)、《明代的矿业的发展》(1956年)等论文。张岂之先生回忆说：“早在1947年春夏之交，外庐先生已着手研究两汉时期的中国社会与思想，1949年在北师大与白寿彝先生等共同研究关于此问题的初稿。在他们的互相中，以侯外庐先生署名的《汉代社会绪论》单行本于1950年由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可以看作是白先生与侯先生学术友谊的第一个结合点。白先生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封建社会史进行研究，大约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论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大约三万五千字，从自汉代到明代的官手工业的组织规模、物料来源、劳动力来源等几方面阐述官手工业的封建性质是“土地皇族所有制的附属物”；分析从秦汉到唐中叶、从唐安史之乱到明代这两个时期的官手工业者的身份和产品使用目的的变化，论证土地所有制形式、生产关系的特点等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情况；进而分析官手工业对封建制度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该文是白先生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第一篇完全是研究性质的学术论文，在白先生从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众多中有重要地位。这篇论文大约有如下几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该文多《资本论》《经济学》《反杜林论》等经典作家的观点，通过对封建社会的官手工业的经营性质、材料来源性质、劳动力性质、产品分配性质、销售性质等问题阐述封建土地国有制、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的特点，通篇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话语模式；第二，论文讨论的是官手工业性质及封建制度问题，有着明显的理论指归，然而全文材料丰富，引用包括正史《史记》《汉书》《后汉书》《魏书》《宋书》《陈书》《晋书》《隋书》《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以及《通鉴》《元和郡县志》《通典》《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唐六典》《全唐文》《唐律疏议》《宋会要》《元典章》《新元史》《明实录》《明会典》《明史纪事本末》《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读史方舆纪要》等大量材料，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史料功底以及史料与理论结合的研究特点；第三，研究时段包括从秦汉到元明的各个历史时期，研究对象是官手工业，实际上是对一个具体问题的贯通性研究，充分体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宏观视野和在具体研究对象上的问题意识。这篇论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白寿彝先生和王毓铨先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水准。白先生的另外一篇同样探讨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属性的文章《明代矿业的发展》，通过对明代矿业的生产情况考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也大致具备前文特点。
1999年，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12卷22册《中国通史》历经20年的策划、组织、研究、撰写，终于出版完成。这部多卷本《中国通史》成为白先生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标志性，也是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通史撰述的代表性之一。促使白先生撰写中国通史的直接间接起因比较多，其中，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师范大学历史系主持的中国通史教学工作，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此举也为他日后筹划撰写中国通史打下了基础。
1949年4月，侯外庐先生就任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1949年秋天，他在参观人民大学的过程中，受到那里的‘学习小组’的，便酝酿着在历史系成立‘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的计划。他打算成立这个教学小组的目的，是想通过教学小组集体备课的方式，促进教师之间的互相帮助，进一步搞好教学。”“‘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由五个人组成：白寿彝同志担任组长，陆懋德同志担任副组长。”1950年9月的《历史系工作报告》提到“成立中国史、西洋史、史学史三个教学小组”，“中、西通史是历史系最重要的课程，要在一、二年级修完”。同年11月，学校成立“教学研究指导组”，白先生任“中国通史组”组长。“1952年，寿彝同志任中国史教研室主任……他指导、带领陈继珉、穆德全、李书兰、龚书铎、王桧林及杨钊等六人讲授外系中国通史。”这些材料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间，白先生的教学工作主要是以中国通史的课程建设为核心的。
那时候，做好中国通史这门课的教学工作并非易事。首先是此前在高校中的中国通史教学受到的重视程度有限，内容不完整。白先生说：“在解放以前，中国通史这门课在历史系课程里，并不是一门重要的课。教课的往往不认真教，同学们也不把它当作重要的课程好好地学。教到哪里算哪里，教到了秦汉就结束了的有，教到了南北朝结束了的有。即使勉勉强强地教到清末，也往往是到后来跑跑野马，并不是事先就有计划。”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的教师也并未全力配合。其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有撰述中国通史的传统，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里的高校中国通史教学则基本是空白，白先生的教学团队完全处于对通史教学的摸索状态。他们的工作计划是：
(一)按照各个课程发展的不同情况，分别修订、编写不同性质的教材，一般地完成教学大纲目录和讲稿，少数的编出教学大纲和。(二)提高现有教师在马列主义理论上、教育科学上、专门业务上的水平，培养助教使其在学习和工作中，逐渐向开课的方向发展。
中国通史教学组在侯外庐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下，“主讲教师要把所讲授课程的内容、重点和进度提交教学小组审查，通过集体讨论、反复研究，用集体的智慧丰富教学内容，确定教材取舍。这样做，不仅了教学质量，也改变了主义教学方式的旧传统，而且大有益于教师的思想进步。”白先生“在历史系推广教研组的教学组织，提倡集体教学，这在当时师资条件的具体情况下是十分必要并且是行之有效的。他还提倡学习教育、直观教育、课堂讨论和历史晚会等多种教学形式。为了开出文理科8个系的《中国通史》，教授组成了中国通史教学小组，亲自指导青年教师编写教材以至课堂讲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后来这个小组的教师多数成为历史系的教学。”“白寿彝同志重视通史教学，在中国通史教学中培养教师的史学通识。他多次讲过，教师要上下古今贯通地讲历史，不要做‘章节教师’。”上述材料说明，侯先生和白先生一同将历史系的通史教学搞得有声有色。
白先生的中国通史教学团队经过努力拟出了中国通史教学大纲：“本课程的目的，在讲授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培养学生具有1840年以前的中国历史基本知识，培养他们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各族人民悠久的劳动所创造的，对内外敌人的长期英勇斗争，和熟悉祖国的过去，熟悉祖国人民的伟大，更好地开展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前途的信心”。以下是经过讨论修改后由白寿彝先生本人于1950年5月拟定的中国通史教学大纲的“隋唐五代”部分：
从大纲中可以看到，“隋唐五代”时期被作为“前期封建社会的继续”和“后期封建社会的开始”时期，除了变化外，均田制、租庸调、地户税、工商业、庄园经济、两税法等经济制度和经济状况是每个时期的重要讲授内容，官制、军制、法律、科举、募兵等制度以及不同时代的文化发展同样不可或缺，隋末、唐后期的农民起义也被列入其中，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中的主干，而将此“隋唐五代”置于中国古代史的“中古”封建社会历史分期方法，在四十余年后成书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中依然被采用。各部分所附参考书目，除《书》《通鉴纪事本末》等传统史籍外，还有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鞠清远的《唐代经济史》等史著，亦可说明当时对这些学者及其的重视。
白寿彝先生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主持的北师大历史系的中国通史教学，在教学方法、教学大纲拟定、备课形式等方面都有新的尝试，收获了许多经验，他为此专门撰文指出：“在历史系课程里，必须重视国内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必须提倡国内少数民族史的讲授。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和讲授，逐渐地进步了，中国通史的内容就可以逐渐地充实了。”“说到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关系：从现在起，我们要使这两门课程逐渐地结合起来，不要再像过去的各自为政了。”“历史课的集体教学完全是正确的，是必要的……依师大历史系中古教学小组近三个月来的经验看，确切起了很大作用。”“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鼓励同学们提意见，倾听同学们的意见，地接受同学们的意见，完全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此后，白先生又陆续发表了《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等文章，都是在总结历史教学经验基础上的理论阐发。通过中国通史教学，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教育和中国通史研究两方面，有了更多的体会和更深入的思考，为他此后在这两个方面的继续探索创造了条件。
时期，白寿彝先生曾在云南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出版后，他曾撰写书评。1951年，在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中国史学史课程提纲中，白先生写道：
一、本课程采取概括的和重点的讲授方法，对于每一时期的史学，先作一般的概括的介绍，次即选取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作比较详细的分析，使学生于了解某一个时期史学的面貌后，能更熟悉地了解其代表人物及其作品。二、本课程注重于史学思想的分析，主要地包含：(一)各时期史学思想的特点，它的社会基础，它在上和学术文化上的影响，它所继承的史学传统和给予后来史学界的影响；(二)各时期史学思想和历史著作题材及体裁的关系，后者之为史学思想所决定及其对所表达史学思想所受的。三、本课程应注意引导学生接触各时期最重要的史学著作或其有关的论述，以培养其阅读及研究此类名著之兴趣及能力。
这时白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教学的基本思是，在了解各时期史家、史著的基础上，注重各时期史学思想的特点，注重史学发展的社会基础，注重史学在、思想、学术文化上产生的影响等，这些认识均成为后来白先生论述史学史学科理论的基本观点。以下是白先生1951年讲授中国史学史的课程内容纲要：
这份课程纲至少表现出三方面的特点：第一，这是一份古今贯通的中国史学史讲授提纲，从古代的传说一直讲到当代中国史学，反映了白先生一直强调的“通识”观念；第二，把中国古代史学分为中世纪前期、中期、后期三大部分，三大部分的断限时期分别是秦汉、中唐和明清，有意识地突破史家史书的史学史书写模式，有着把史学与时代发展结合起来的意识；第三，初步勾勒出近代史学的发展线索，关注近代史家魏源、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等人，提出近代史学“新考据学派”的概念，突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重视当代史学及其发展趋势。虽然这只是一份中国史学史教学纲要，但仍可从中看出白先生对史学史学科发展方向的整体把握和认知思。白先生将此中国史学史课程目标概括为：
本课程的目的在讲授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培养学生通晓中国各时期史学的特点及其代表人物的贡献，各时期史学与其社会基础间、各种上层建筑间及史学内部相互间的关系，使他们认识史学的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的地位，以树立他们对历史科学的正确观点和信心，为建设新中国的历史科学而奋斗。
可以看出，白先生是有意识地将中国史学史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体系中进行史学史教学和研究的，新中国成立后白先生从事的史学史教学工作成为他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起点。
1957年白寿彝先生参加侯外庐先生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撰述工作，“白寿彝同志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的研究有许多的……《思想通史》第四卷得寿彝著刘知幾、马端临两章，得向奎为章奠定基石，全卷为之增色”。白先生为《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写的刘知幾部分，又以《刘知幾的进步的史学思想》为题发表。张岂之先生说：“外庐先生强调研究中国思想史必须贯通，自古至今，社会史理论与思想史分析力求溶为一体。白先生认为，中国史学史就是一部具有中国特点的史学理论史，因此，研究中国史学史，必须研究中国社会史和中国通史。”与侯外庐先生的学术和合作过程，应该对白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又有新的。
史学史学科迎来发展的线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召开。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在高校历史教学领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不同研究方向的历史教学课程的重新建设及教材编写，经过了十年左右时间的探索与总结，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教育部在1961年适时召开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组织学者统一编写高校历史教材，不但可以满足高校历史教学对教材的迫切需求，而且此举对于健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高校历史教学体系，尤其是充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会上，在白寿彝先生等学者的积极下，史学史作为高校历史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其教材被列入编写计划，中国史学史的“古代部分”、中国史学史的“近代部分”和外国史学史分别由师范大学白寿彝、华东师范大学吴泽和复旦大学耿淡如负责主编。缘此契机，、上海、广州等地先后召开座谈会，就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对象、任务、分期、研究目的、教材撰写原则和方法等作了较为广泛的探讨。如1961年8月5日，陈垣在师范大学主持召开了史学史如何编写的座谈会；8月11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熊德基副所长主持召开同样性质的座谈会；同年10月份，在武汉举办的纪念辛亥50周年学术期间进行了三次讨论史学史问题的会中会。许多知名学者，如陈垣、熊德基、方壮猷、王毓铨、尹达、白寿彝、刘盼遂、刘节、张德钧、张鸿翔、孙书城、孙毓棠、何兹全、周春元、郑天挺、郑鹤声、胡厚宣、侯外庐、柴德赓、贺昌群、姚薇元、韩儒林、周谷城、耿淡如、周予同、吴泽、金兆梓、李平心、林举岱、王国秀、田汝康、郭圣铭等，都参加了讨论，并发表了自己对史学史研究的见解，史学史学科的影响力随之扩大。如杨翼骧先生所言：“自1961年起，风云突变，一向不受重视的史学史，竟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和研究的热潮，令人欢欣鼓舞。”
史学史学科建设由此受到相关学者和部门的高度重视。白寿彝先生在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了“中国史学史组”，“他们已经把过去有关史学史的论文全部作出索引，把各时代的史学专著做了卡片；把中外十几本中外史学史的目录分别出来。下一步还计划完成历代历史学家的传记目录和重要史书的评论索引，同时还提出了十个过去没人搞过的史学问题，计划逐一研究，如一向被人忽视的史学家王应麟、李卓吾、黄震、胡应麟等，中国史馆和史官制度、边疆史地研究等，做了不少基本的资料工作”。“此外还邀请了华东师大吴泽同志来京共同讨论提纲。现在，白寿彝同志每周以4天时间从事编书工作，以便集中精力按期完成任务”。北师大历史系还创办了《中国史学史》(后更名为《中国史学史资料》，即《史学史研究》的前身)。
在实施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具体化举措的同时，白先生从理论的高度着重思考了“史学遗产”问题，发表了《谈史学遗产》一文，文中论述了史学史研究的范围、目的和意义，认为“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史学遗产(也是就是史学史研究)所应包括的七个问题：“史学基本观点”、“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各个历史问题的前人已有的研究”、“对于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研究”及“历史启蒙书”。1964年8月，白先生完成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该教材“作为内部教材由师范大学印刷厂排印出来，印数不多，但的范围还相当宽。《教本》写到唐代刘知幾，编写工作暂停。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及此事，‘愈写愈感觉学力不足’。”白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学力不足”，或许在更大程度上指的是，随着研究的进行，让他更深刻地感受到史学史学科理论的欠缺是制约史学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同年他发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则是《谈史学遗产》的续篇，也可视为他对史学史学科理论问题的更深入的阐释。文中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说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明确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是阐明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对这些规律不能孤立的研究，必须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的阶级关系和相应的社会经济关系、思想关系来研究。对于史料学、历史编写形式和历史文学的发展的研究，要掌握其理论上的分歧和斗争，分析它们在史学发展上所起到的不同作用。文章通过对规律和、理论和资料等史学史研究任务中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的辩证分析，对史学史研究中的主客体关系作了说明。这些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白寿彝先生的进一步丰富后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
从《谈史学遗产》到《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白先生对史学史学科理论的阐发，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框架下进行的，诸如史学史研究中所反映的中国史学发展规律、史学发展与其所处时代间的关系、史学史研究的内容等问题的论述，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中的问题意识的反映，所论如什么是史学、什么是史学史、史学史应如何分期、分期的标准是什么等问题，也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辩证分析方法进行研究而显得颇具新意。与吴泽、杨翼骧、耿淡如等先生一样，白寿彝先生对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贡献，进一步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体系，而他们所提出的史学史学术观点和作出的史学史学术，反映出的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史学史研究特色。林雪 普通话